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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影片叙事的故事策略

发布时间:2019-02-28

  第二章 现实题材电影底层叙事的故事策略

  故事,作为一个古老的叙事形态,出现的历史较早。电影作为一门新兴的叙事艺术,同样重视对故事的讲述,甚至可以说故事是电影的根本,如果一个电影不能讲出一个精彩的故事,那么作为叙事艺术,它是失败的。接下来,我将会从故事的选择、主题的表达、人物的塑造、叙事模式的创新四个方面,全面剖析现实题材电影在故事方面的策略,揭示其是如何为底层叙事服务的。著名编剧理论家罗伯特?麦基说:“每一个构思出众的故事所隐含的情节深意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心灵震撼,每一部电影都会为我们带来一些生活启示。”现实题材电影故事选择亦是如此,由于电影故事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特性,现实题材电影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与生活启示意义。

  第一节 底层叙事电影的故事选择.

  底层叙事的电影选择现实题材基于艺术创作时的“真实性”原则,现实题材因自身独有的真实性而带有的批判性特征,也是底层叙事电影的艺术表征之一。因此,相较于其它题材电影,现实题材成为底层叙事的电影取之不尽的故事宝藏,它的故事选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改编现实题材小说、根据新闻事件改编,社会热点的艺术加工。

  一、改编现实题材小说.

  小说改编,作为电影故事创作的重要来源,由于改编成电影的历史之长、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成为导演创作素材的重要资源。“在电影诞生之前的时代,恰恰是文学成为主导艺术形态,只有文学能够最充分地反映异常复杂的生活矛盾,满足更加广泛、更多层次、更多声部地把握现实的迫切需要”。

  在电影诞生之后,同为叙事艺术形态的电影,为了表现复杂的现实生活,大量从文学作品中取材。美国电影理论家西格尔说过:“改编是影视业的命根子,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影片有百分之八十五是改编的”在中国,“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所有成功的电影,90%都由小说改编。”小说,由于其具有和电影叙事艺术诸多相似的成分,改编后的电影容易获得成功,成为电影改编的重要故事选择。底层叙事的电影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上,倾向于从现实题材的小说中选择故事素材,甚至很大一部分是小说作家作品中底层叙事比较明显的小说,这成为现实题材电影底层叙事策略在小说选择上的重要特征之一。

  底层叙事电影之所以选择改编现实题材小说,不仅是因为小说故事和内容的底层性质,另一方面是小说所构建的故事能够保证电影的成功。电影《安阳婴儿》是根据导演王超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讲述了中国北方小城里,一名下岗工人和一名弃婴之间的故事,并由此而牵扯出婴儿和下岗工人、妓女、黑社会等社会底层之间的联系。电影《盲井》根据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讲述了两个农民工唐朝阳和宋金明在煤矿靠害人性命赚钱的故事,电影镜头以最为真实的画面纪录似的展现了煤矿工的真实生存环境,以独特视角刻画了人在金钱面前的心理扭曲状态和转变。电影《烈日灼心》根据须一瓜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改编而来,讲述了协警辛小丰、出租车司机杨自道、渔民陈比觉结拜结拜三兄弟,由于受当年内心的谴责而收留尾巴做女儿的故事,表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故事开头悬念重重,随着故事的发展,叙事变得慢慢平静,之后在机缘巧合下牵扯出一桩灭门大案。除此之外,电影《高兴》根据贾平凹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电影《推拿》根据毕飞宇的同名小说改编等,这些小说本身就是底层叙事类型的,因此在改编成电影时,大部分是从文字故事转为影像故事,换了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而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电影的成功源于对优质小说故事的选择与改变。

  总之,底层叙事电影改编自现实题材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改编的小说也带有明显的底层叙事倾向,这就使底层叙事电影在质量上得到了保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文艺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面对小说改编电影时说;“任何文本都像是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但是互文文本决不能被理解为是摘抄、剪贴或仿效的过程,而是从文本网中抽出语义成分,并且超越此文本而指向其他前文本,这些前文本把现在的话语置于与它们不可分割的联系着的更大的社化会历史文本之中”

  因此,小说改编成电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底层叙事电影需要从现实题材小说中取材,尤其是从具有底层叙事倾向的小说中取材。

  二、根据新闻事件改编.

  新闻,发生在人们生活的周围的事件,由于它不容置疑的真实性特征,成为底层叙事电影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近年来,我国“抓取新闻报道或英模人物事迹作为题材,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影片日渐增多”

  当下,电影创作者愈以对真人真事新闻素材非常青睐,底层叙事电影在选择新闻改编时,或许尤为重视新闻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考量。

  《落叶归根》根据南方周末新闻“湖南老汉千里背尸调查,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电影通过讲述农民工老赵在深圳打工时,因同乡好友刘全有死在工地上,决定展开回乡安葬刘全有的故事,电影用幽默的格调淡化了悲伤的情愫,告诉观众人死后落叶归根的传统理念,更加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蔡尚君导演的电影《人山人海》,改编改编自真实发生在贵州六盘水的新闻事件,讲了述六弟惨遭抢劫杀害之后,五兄弟追击凶手的故事。蔡尚君导演用体验式的创作方式,深度挖掘了中国当代社会由乡到城过渡时期的传统与现代的交锋,极度真实地呈现了当下中国人在“人山人海”之中孤独而坚毅的存在。曹保平导演根据此新闻亦改编成了电影《追凶者也》,并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实现了艺术和商业的平衡,是底层叙事电影创作时可供借鉴的范例。

  底层叙事电影由于其“底层”的特征,取材的新闻事件也多表现底层社会的生活百态,以我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和熟悉的人物为表现题材,反映着我们的日常经历、体验和感受,具有天然的亲近性。具体而言,其一是其表现对象都是普通人。

  这里所说的普通人大多数是社会底层人民群众,在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处于相对的弱势状态,却不断的为了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质量而努力改变现状。

  三、社会热点的艺术加工.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会发生引起社会公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从新闻报道延展开来,并且全国各地发生相似事件多起,进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底层叙事电影的导演正是从现实生活中选取这些有价值的真实事件,进行艺术的加工,形成与现实的同构关系,用电影反映现实,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政策制定。当然,本节所探讨的从社会热点事件改编成的电影,主要是描写底层弱势群体的社会热点事件。

  现实题材电影反映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形成对现实的有力批判,在每个国家都有这类电影的创作。关于现实题材电影反映与批判现实的力度,不得不提到与我国隔海相望的韩国,现实题材电影成为韩国电影在世界电影版图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一些电影曾经对国家的法律造成过重要影响,比如电影《熔炉》聚焦于聋哑人遭到学校工作人员性侵的事件,以此来勾勒出韩国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被称为“韩国国家的影片”。同样的题材类型,中国电影导演文晏根据社会热点问题问题改成而来的电影《嘉年华》,聚焦于两个上初中的少女受到“领导”性侵的事件,该片的上映正好和“红黄蓝”事件的发生几乎同时,形成了与现实的同构,更加受到公众的关注。除此之外,电影《天注定》所书写的四个犯罪事件,都曾经是社会舆论关注度较高的热点事件,分别对应了周克华跨省作案、村民被逼无奈开枪杀人、东莞的色情服务行业、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案件以及关于小三问题的讨论等,这些真实的社会热点事件对于导演素材的选择至关重要,成为底层叙事电影吸取营养的重要渠道。

  总之,关于底层社会的热点事件,不仅能在公众中产生重要影响,而且电影导演也会自觉的从中选取有价值的素材进行加工,诉说着底层社会的不易与艰辛,在我的毕业作品《年关》的题材选择上,同样选择了现实题材,选择了当下社会讨论较多的农民工讨薪难与高价彩礼问题,进行底层故事和人物的叙事,以期勾勒出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

  第二节 个体生命意识的主题强调.

  关于电影主题的定义,切入的角度不同会带来观点呈现的不同。文学巨匠高尔基曾说:

  “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可是它聚集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当它要求用形象来提现时,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个形式。”

  从中可以看出,文学作品的创作主题和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电影亦是如此,主题的提炼依然和生活关联紧密。底层叙事策略作为现实题材电影的重要叙事策略之一,对于主题的表达更加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并且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个体精神的表达,其表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命运的挣扎与彷徨.

  第六代导演作为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主力军,和第五代导演的宏大叙事不同,第六代电影导演善于用个体命运的变化表达时代的变迁,和底层叙事电影有共通之处。显然,贾樟柯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用底层叙事策略表达人生命运的挣扎与彷徨的主题,是贾樟柯电影在底层叙事策略的表征之一。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与转型,电影导演敏锐将时代洪流与小人物的个体命运紧紧结合,用视觉化的电影文本加以呈现,冷静、客观、真实的表达影片的命运主题。如贾樟柯的电影:《小武》《世界》《天注定》等,都表现了大时代背景对底层边缘人物的冲击,进而表达命运不确定性的命运主题。

  电影《小武》通过描写“扒手”小武在经历友情、爱情、亲情的背叛后的命运不确定性。故事背景设定在汾阳县城,真实的镜头纪录着社会剧烈变化下的底层边缘人生活,表现了对当代社会变迁带来的文化变化的深刻观察,而电影的结局通过表现小武在街头任人指点,反衬小武被社会抛弃的命运,未来变得不可捉摸。

  电影《世界》以北京世界公园为人物活动场域,表现了舞蹈演员赵小桃、保安队长成太生以及三赖、二姑娘、梁子、安娜等外来打工者的打工生活,怀揣梦想的他们在现实面前尝尽人情冷暖,他们的未来在哪里?谁又能知道呢。一群来“世界”闯荡的县城青年,俨然成了外来打工者的缩影。

  电影《天注定》围绕四个人物、四个故事层层展开。取材于周克华、胡文海、邓玉娇的三起刑事案件穿插组成的一部段落式电影,看似毫无关联的四个故事又无形的发着着联系,都表现了底层小人物在现实逼迫下而做出的极端行为,他们的命运被社会现实改变着,也是导演对电影“命运”主题的深刻探讨,是现实题材电影在底层叙事时重要的主题策略之一。

  二、人性的揭露与反思.

  人性作为人最为本质的情感,有贪婪、淫欲、嫉妒、愤怒等弱点。底层叙事电影在表达人性主题时,表现出克制、救赎的特点,以凸显出人性的反思。电影虽然反映现实、批判现实,却也有“温情脉脉”的一面,现实中所表现出的人性弱点被呈现在电影上之后,在结局上总是倾向于以反思作为电影的落脚点,这一点在曹保平的电影中体现的非常明显。

  曹保平的电影《光荣的愤怒》《烈日灼心》在主题上表现了人性的揭露与反思。在电影《光荣的愤怒》中,村支书叶光荣带领土瓜、狗卵等村民在“抓熊”行动的过程中,一群渺小的生命个体在利益与欲望的强势压迫下,呈现出狡诈、犹疑、张惶、乃至悲壮的状态,是对人性的极力刻画,在结局上呈现出强烈的人性反思,给观众以希望。电影《烈日灼心》的主题的主题显然更具救赎的意味。辛小丰、杨自道、陈比觉三兄弟带着原罪感去抚养孤女,实现了电影的救赎主题表达,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一面,导演在《烈日灼心》中将目光投射到关于人性善与恶、罪与罚的话题中去,这是曹保平导演在底层叙说主题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在这部电影中被巧妙的表达出来。除此之外,在电影《李米的猜想》《追凶者也》中,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人性,所谓的人类的自识,在曹保平电影的主题表达上最终将落实为一个标准问题。

  总之,在底层叙事的电影中,虽然呈现出贪婪、淫欲、嫉妒、愤怒等弱点,在电影的结局中却凸显人性的反思一面,尤其是在曹保平导演的几部电影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三、情感的失落与寻找.

  “寻找”主题在文艺作品中自古占有较大比重,电影亦是如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乡二元分化、社会分层、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不断加剧,未踏上这趟改革列车的人们被挤到了社会的底层边缘。这些当下社会的底层边缘群体在物质、精神层面都存在欲求之而不得的窘境,为求突围,必然自发形成一种个人化的关于生存之路的寻找,透过这种个人化的寻找,体现着整个底层社会和边缘人群在大时代的变迁中生存的迷茫与危机感。

  电影《三峡好人》、《人山人海》、《追凶者也》、《苏州河》、《李米的猜想》中,都是以“寻找”为主线,表现社会生活中人们情感的失落的选择,凸显了时代变迁中底层人物的迷茫。电影《三峡好人》中,韩三明对妻子的寻找与沈红对丈夫的寻找交相辉映,构成影片发展的两条主线,结果韩三明找到了妻子并复合,赵红选择和丈夫离婚。不同的选择表现了人在寻找之后的不同人生选择,而韩三明最终的命运如何,给观众留下一个疑问,这正是寻找主题所夹杂的情感转变。电影《李米的猜想》里,李米在希望与失望之间苦苦寻找男友方文四年后,却发现方文为了实现两人开超市的梦想而铤而走险进行贩毒赚钱。底层都市生活中人物的挣扎与彷徨,通过“寻找”的方式勾勒出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都市感情破裂的原因。

  总之,底层叙事电影在讲好一个故事的时候,一定反映了深刻的主题,甚至在叙事手法上做出探索,正是源于对主题的深刻表达及叙事手法的创新,底层叙事电影和中国的“大片”走向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并具有强烈的探索性意味,这亦是底层叙事电影难得可贵的地方。

  第三节 “底层小人物”的主人公设置.

  人物作为电影创作的核心,在电影创作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都要加以重视,著名电影学者汪流说:“从创作过程来说,其中心问题就是要塑造好人物。这是因为,人物是影片主题的体现者,矛盾冲突要靠人物来展开;情节的安排、场面的处理、细节的选择和应用,也都要以人物为依据。”

  因此,为了电影主题的表达、情节的发展都要以塑造“个性”人物为核心。底层叙事电影所塑造的人物不仅具有底层气息,在性格塑造上亦表现出强烈底层小人物的“质感”,继而去表达电影的深刻主题。在底层叙事电影中,以下几类人成为电影创作者塑造的主要对象。

  一、打工者.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区域化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等原因,催生一大批内陆去沿海或城市的打工者。他们大部分出生农村,为了生存而远走故乡,成为城市的底层人物,电影创作者以他们为主角,创作出大量具有人文关怀的现实题材电影。

  打工者在底层叙事电影中,生存多以苦难表达为主。苦难是一种消极力量,它不仅指向自我消耗和自我摧毁,同时也感染整个社会。因此,它需要被讲述,更需要被克服。

  电影的底层叙事承担的意义更在于此,在底层被讲述的过程中不仅要直面真实,更应带有批判者的目光,并辅以积极的精神力量。电影《世界》里,从汾阳到北京打工的县城青年,生活在世界公园的他们像世界的缩影,真实、客观的镜头表述着他们的生活、情感与工作。

  电影《盲井》里,唐朝阳和宋金明为了金钱杀人的农民工(打工者)形象,同样被刻画的淋漓尽致,宋金明见到元凤鸣的觉悟,又侧面烘托了农民工憨厚、淳朴的形象。电影《十七岁的单车》中,将生活在都市底层的学生小坚和进城打工的农村少年小贵作为电影的主角,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因一辆单车问题而牵扯出的底层生存与生活的故事。除此之外,像电影《高兴》将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刘高兴,进城后不得不以收破烂为生的人物形象塑造的亲切、真实、接地气等,还有像《路过未来》因长期在外打工而不适应老家生活的杨姚婷父母等。打工者作为底层的表述的重要主体,因为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精神追求而变得“异彩纷呈”,丰富了底层叙事电影的人物设置,表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

  作为城市的外来人群,本身技能、经济实力、受教育水平的低下成为他们生活在底层的重要原因。大部分农民工甚至是青年农民工,还遭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网络、心理 等多重社会排斥与歧视。

  以他们为主角的电影,不仅要被表述,而且应给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让他们活的更有尊严。这和底层叙事影片 90 年代对农村人表述不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当打工成为一种“时髦”的工作时,底层电影创作者关注到了这些变化,关注这些人的命运变化。

  二、下岗工人.

  下岗工人的大面积出现是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而出现的,当 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改制的浪潮席卷全国时,下岗工人的生活与再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的一大矛盾。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些电影创作者用影像书写着他们的人生巨变,下岗工人群体中,除了一小部分人谋得了好出路外,大多数人沦为了社会的底层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这和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中国工人阶级总以积极一面示人相比,新世纪关于国企改制的电影中的工人形象就变得耐人寻味,在这些电影中,工人阶级成为新世纪的底层,不仅同样贫穷,而且同样衰弱、无力,携带伤病。

  正是如此,下岗工人成为电影创作者不断描绘的对象,而关于下岗工人的底层叙事电影也在新世纪以来与日俱增。

  从杨超 2000 年导演的电影《安阳婴儿》中,我们可以看到肖大全身上下岗工人的惊鸿一瞥,自此之后几年,安占军 2005 年执导的电影《看车人的七月》,表达了杜红军在下岗后找到了在豪华娱乐场看车的工作后,由于地位低下而受到冷眼的故事。贾樟柯 2008年导演的电影《二十四城记》用国营老工厂里三代“厂花”的变化,完成了对工人由“荣光”转向“无奈”的转变,反映了时代背景冲击下工人命运的变迁。张猛 2010 年导演的电影《钢的琴》,讲述了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和前期争夺女儿的抚养权,潜入原钢厂偷钢琴被抓,最后被迫无奈和自己原来的好哥们同事努力造出一台钢琴的故事,反映了下岗工人因生活的落魄而又不愿认输的坚定信念。之后,张猛 2008 年导演的《耳朵大有福》、张大磊 2016 导演的《八月》及李远 2017 年导演的《六人晚餐》等等,都是对下岗工人群体影像书写的佳作,这些电影创作者用下岗工人作为他们书写的主角(配角),以此来反映国企改革大背景下,工人从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要求转变为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得到现实打击的茫然、矛盾与无奈的境况。

  总之,对下岗工人以及对下岗工人在下岗前后的对比变化,来传达时代变革下底层工人的命运变化,这些对下岗工人的个体书写亦是时代的变化、国家命运的转向,底层叙事电影书写他们、表述他们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

  三、“灰色”从业者.

  当下,一些“灰色”从业者越来越多受到社会的关注,其中以小偷、妓女、杀手等不为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职业从业者居多,现实生活中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双重批判,在 20世纪 90 年代的底层叙事电影中表现的尤为众多。他们作为底层叙事电影被表述的主体,更多的从外部环境为切入点,使其摆脱道德的束缚与压力,表现出人性的光辉。

  点之一。镜头客观、真实的呈现出他们的生活日常,没有进行道德上的批判,更多的是以“换位思考”的模式予以同情。电影《安阳婴儿》中,塑造的妓女小红,兼具母亲与妓女两种形象,因婴儿引出的底层社会百态,拷问着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其实,关于妓女形象的“光辉”塑造,在中国电影中早已有之,如:电影《神女》中,妓女出卖自己肉体赚钱抚养儿子的故事。同时,杀手作为一个不正当的人物形象,也多表现他们在现实逼迫下的无奈选择,最终完成对人的终极关怀。电影《追凶者也》中,五星级杀手小凤杀人的目的是为了娶夜总会小姐,和她组成一美满的家庭,可恶、憎恨之余,表现了他对爱情的美好向往。除此之外,宁浩导演的电影《疯狂的石头》将片中的道哥、黑皮等小偷形象,塑造成典型的真实、接地气,看了之后并没有对他们产生憎恨的感觉,反而对他们的行为和内心情感予以深深的同情。当然,像《追凶者也》、《疯狂的石头》这种对底层人物的叙说有了喜剧化得到倾向,在追求艺术表达的同时,更多的是为了商业上的成功。不言而喻,这也是底层叙事电影新时期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表现。小偷、妓女与杀手,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被主流价值观所接受,在底层叙事电影作品中总是表现他们不为人知的光辉一面,具有真实、具体、可感的形象特点,是底层叙事电影在人物设置时的策略之一。

  总而言之,作为底层叙事电影的人物设置,他们虽然没有统一的职业与属性,却生活在城市或乡镇的边缘地带,占据着底层表述的重要篇幅,成为底层叙事电影的人物选择的要点之一。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导演在叙说底层时,虽然没有将打工者、下岗工人、妓女、小偷等人物作为他们叙说的主角,依然将社会上的底层人物作为了他们的主角,他们是被社会压迫的群体、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不能取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现将此划归到底层叙说的范畴。比如:电影《推拿》中对盲人的推拿工作的书写而切入到他们的情感生活;《我不是潘金莲》中对乡村妇女的书写而引出的男性官员众生相,反映了村妇李雪莲受到的男权压制;《一个勺子》中因一个傻子而牵扯出的人性险恶问题;电影《嘉年华》由少女性侵案件而反映出社会现实背景下人们的利益纠葛等等,都是新时期底层叙事的“另类表达”,他们作为社会中的一部分弱势群体,当遇到生活的困难时,得不到应有的公平对待,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底层叙事电影创作者理应为他们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