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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季平与琵琶协奏曲《祝福》的情况

发布时间:2019-03-04

  第一章一般情况介绍

  赵季平,中国著名音乐家。1970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1978年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耕耘数十载,赵季平不断刻苦钻研,深入原野民间,其音乐创作涉及多种艺术形式,创作出一曲又一曲深受国内外音乐人喜爱的音乐作品。赵季平对音乐语言的运用自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鲜活,能够强烈地展现人物性格,充分讲述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巧妙推动剧情发展,从而将其音乐作品的精神内涵升华。其作品在海内外演奏,获得了一致好评,被誉为“最具东方色彩和中国风格的作曲家”。

  鲜明的地方特色,浓郁的民族韵味,以及对于世界音乐元素强烈的包容意识,成为赵季平音乐作品的典型风格。创作于1980年的琵琶协奏曲《祝福》可以说是赵季平音乐创作风格的初期探索与成功尝试。这首作品无论是在和声技法还是在创作思路上,都浸透着中国民族音乐风格,在众多方面都对琵琶协奏曲这一新兴音乐体裁的建立和完善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节赵季平及其创作.

  —、作曲家赵季平.

  赵季平,1945年出生于甘肃平凉,后久居陕西。陕西自古为中华文化之重镇,恢弘秦律,汉唐遗音,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得赵季平对中国历史和民族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秦始皇兵马俑军阵的恢宏气势,汉阙唐陵特别是霍去病墓前石雕的雄浑博大,绚丽多姿的唐三彩和墓葬壁画,常常使他流连忘返,思绪万千。

  赵季平出身艺术世家,在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家庭同样为其曰后的音乐创作提供着充足的养分。其父赵望云乃长安画派创始者与奠基人,中国现代著名画家,其作品开创了中国画反映现实题材的先河。?其母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教堂中的圣咏成为了赵季平的早教音乐,为他埋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

  曾有人这样评价过赵望云的家风:尚质朴而弃浮华、举道义而鄙功利、亲民间而远书斋,悲天悯人诚朴素一,尤如世纪初浊流俗世中独出特立之古风君子。?如此纯粹的中国传统家风成为影响赵季平音乐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宗教音乐,两者在赵季平的生活中相互交汇、融合,这种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成为其后音乐创作融合性表现的渊源。赵季平在采访中说:

  “我的艺术实际上继承了先父的东西。老父亲一直在民间,追求作品的人民性。

  音乐作品不单要进音乐史,更要进入人心,这样才能成为经典。”其父赵望云为了作画,常常深入民间采风,深切关注寻常百姓的生活状态,是第一位真正把农民、乡村生活当做描写主体画入山水风景中的画家。虽然赵季平“弃丹青而就管弦”,并没有继承其父衣钵,但艺术思想在各创作领域却是相通的,不论是音乐还是美术,在本质上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父亲赵望云在美术领域的执着追求和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深深眷恋一直影响着赵季平,而赵季平的创作也是在通过音乐的形式来继承发展父亲的艺术追求与文化信仰。为了鼓励和启发儿子的艺术创作,父亲把题有“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的画册送给赵季平,嘱托他创作不要离开百姓和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一定要创作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在戏曲研宄院任职的21年中,只要有时间他就去农村吸取传统戏曲、民歌中的音乐元素,并对不同剧种进行比较,寻找个中特点,为日后音乐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赵季平自幼就表现出了出众的音乐才华与创造力,对于音乐的喜爱让他将身边所能触及之物都能变成演奏的乐器。曾与同学组建“球拍扫帚乐队”,用身边本不起眼的“小物件”演奏音乐。中学时赵季平为班级写作了一首《钢铁粮食两件宝》,并在全校传唱。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时,他把全部的情感和精力投入到音乐的学习与创作中。同时,他还自学了配器、和声、复调、作曲等理论课程,加之与生俱来的灵气,大学一年级就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越南人民打得好》。

  他对音乐的执着追求,真挚投入的情感表达,鲜明准确的音乐形象,敏锐奇特的音响色彩,为他今后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群众基础。但人之境遇并非一帆风顺,本以为毕业后可以分到省歌舞团或是省乐团创作室的赵季平却被分配到了陕西省戏曲研宄院,放弃热爱的交响乐与歌剧,抛舍熟悉的西方音乐的音响体验,转而投入到陌生的民间音乐中,这让他感到失落和迷茫。但是,赵季平并没有消沉,这段经历反而成为了他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工作期间,赵季平接触到了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源,这些优秀的民间音乐作品成为赵季平日后音乐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为他成为一位优秀的音乐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位扎根黄土地,腾飞于黄土地的作曲家,用自己的方式将中西文化进行融合,作品中既有浓郁的民族气息,也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从而造就了强烈而又独特的中国风格,通过音乐载体把中国气魄传向全世界,为世界音乐宝库增添了无数佳作。

  二、赵季平的创作.

  赵季平的音乐创作体裁广泛且数量众多,涉及民族管弦乐、交响乐、电影配乐、电视剧配乐、歌剧、舞剧、戏曲音乐等多个领域,显示出他多方面的创作才华以及深厚的艺术功底。

  在戏曲研究院任职期间,赵季平担任乐团作曲与指挥,参加大型戏曲新剧目《祝福》、《武则天》、《杏花村》、《西湖遗恨》、《千古一帝》、《杨贵妃》

  等数十部作品的音乐设计、作曲、配器、指挥工作。与此同时,他与团内老师及同事组成了音乐创作团体,运用主导主题或动机型贯穿全剧的作曲手法,从唱腔旋律到板式结构,从调式转换到演唱形式,从多声部音乐技巧到混合乐队的应用等多方面进行尝试,使中国传统地方戏曲秦腔迎来了建国以来继承发展的第二次高峰。任职21年来,赵季平为众多总谱配器,为日后音乐创作夯实了基础。

  1978年,赵季平进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班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深入研究欧洲音乐史,从宏观上掌握西方音乐理论,为他音乐创作走向专业化奠定了基础。同时,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成为了赵季平音乐学习道路中的指明星,伴随着研宄的深入,对这位异国作曲家的了解也愈加深入。巴托克植根于本民族音乐资源进行创作的理念影响并启发了赵季平,让他对秦腔等众多民族音乐形式更加重视。

  深造归来后,当地乐坛流行的“秦风秦韵”风格对赵季平的音乐创作,尤其是西北风格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季平在创作中不断探索,终于将西方作曲技法和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创作技法科学的结合在一起,两者碰撞出了全新的、富有个性的音乐语言,并且在演奏形式和乐队编制上达到了一个中西方音乐元素的完美统一。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赵季平创作了双簧管与乐队《陕南素描》、琵琶协奏曲《祝福》、管弦乐《秦川抒怀》、管子与乐队《丝绸之路幻想曲》。这些作品大多以陕西地区的民俗民风为题材,以西北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与地方性戏曲作濱染,无一不体现着“长安乐派”的“秦风秦韵”对其题材选取、创作技法等方面的影响,作品影响广泛,成为许多音乐会上演奏的保留曲目,以及音乐院校、业余考级等琵琶演奏艺术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曲目。

  赵季平在1984年成功为《黄土地》配乐后,开启了与中国第五代青年导演漫长的合作关系,十年间,创作了四十余部脍炙人口、富有生命力的佳作,如:

  《红高粱》、《菊豆》、《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炮打双灯》等众多电影音乐,秦腔、碗碗腔、眉户、晋剧、川剧、京剧、豫剧、山东小调、中原民歌等都被准确借鉴在他的音乐作品中,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形式中蕴含的精髓与神韵,使他的创作独树一帜又各不相同。赵季平非常规的艺术构思和音乐语言,使他创作的音乐作品不落俗套,音乐与电影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音乐不再是电影可有可无的附属物,而是影片主题高度哲理化的呈现,是揭示电影灵魂的重要手段。赵季平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曾获得飞天奖最佳音乐奖,两度摘得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四度获得“金鹰奖”最佳音乐奖,以及法国南特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奖等众多国内外大奖,成为我国电影音乐界获奖最多、奖次最高的音乐家。

  三、赵季平音乐创作的风格探讨.

  “任何艺术家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民族之中,这就决定了作者艺术个性的形成又离不开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的影响。因此,严格地说,在艺术作品中的所谓“风格”是指民族风格、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三者的统一。” ?

  赵季平一直以来脚踏黄土地,从未停止过对传统文化、时代特色的思索,在尝试与探索中不断寻找自身风格,他用自己独特的创作思维、音乐语言、新的意识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解读、重组,为多种音乐艺术提供可靠的创作实践,促使其朝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发展。

  (-)时代性.

  在赵季平看来,音乐对于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在讲话中曾多次表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因素。文化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精神力量,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在国家间合作与交流过程中不断被提及的高频词汇,当“合作、对话”早已取代“冲突、对立”而成为世界主流的大环境下,彰显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用最具本民族特色的语言在世界发声,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绝佳体现,与此同时,挖掘民族文化历史遗留,梳理传统艺术传承脉络,也成为时代赋予当代艺术家的责任与担当。

  赵季平作为新时代艺术家的杰出代表,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更新观念,把握时代节奏,引领时代风气;吸足地气,汲取民族文化养料,激发创作热情与创作力,使他的作品极具民族特色,在其多条音乐创作之路都彰显丰富多彩的生命力。

  (二)民族性.

  在赵季平的音乐作品中,听者总能听出一股劲,这股劲往小了说是一股故乡的劲,往大了说是一种民族的劲。在他看来,没有民间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母语,艺术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因如此,赵季平的作品不刻意逢迎,不随波逐流,展现了独特的创作特点,其音乐作品也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

  电视剧《水浒传》中最为人称道的主题曲《好汉歌》就是由赵季平所创作。

  在接受访谈时,他回忆当时的创作经历时,不乏调侃的说:《好汉歌》一开始是不存在的,但当时创作的作品在听过之后感觉就是缺少一股劲,一股山东大汉应有的豪爽,一股敢叫夭地变颜色的豪迈。随后,在经过实地采风、反复揣摩后,创作了这首至今仍被人们传唱的音乐作品。在赵季平的音乐创作中充斥的这股民族的劲,这股贴近人民的劲,是其音乐创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经久不衰的重要支撑。

  第二节琵琶协奏曲的发展概况.

  协奏曲是西方重要的大型器乐体裁之一,它以一件或多件独奏乐器与乐队之间既配合又抗衡的形式协同演奏,以展示独奏乐器的技巧与协奏声部的音响交相辉映为特色。协奏曲擅长表现戏剧性、史诗性的音乐内容,长于体现矛盾冲突和戏剧斗争的较复杂的结构,在巴洛克时期就已成为西方重要的器乐体裁。20世纪50年代,协奏曲被借鉴到中国,搭配中国传统民族乐器,构成了“民族器乐协奏曲”这一全新的器乐体裁。琵琶作为“弹拨乐器之王”,在新时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协奏曲作品,积极推动这一体裁的发展,为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西方协奏曲的发展概况.

  协奏曲(Concerto)—词最早来自16世纪初的意大利文concertare,原意为“连在一起”、“联合”、“协调一致”。在16世纪,协奏曲是指独唱与合唱、两个分开的合唱队、不同的乐器、特别是人声与乐器之间“连在一起”,协同合作,进行演唱与演奏。到了 17世纪,协奏曲这个词又增加了一种彼此“对抗”和“竞争”的含义,指近代协奏曲中独奏者或独奏组与乐队之间的那种对比关系。?但当时多指由乐队伴奏的声乐曲,而不是纯器乐作品。由于巴洛克时期博采文艺复兴众乐派之长,集各种新思想之广益,产生了许多全新的音乐体裁,器乐协奏曲便是其中之一,它诞生于巴洛克中晚期,是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器乐体裁,存在有三种形式,分别是大协奏曲、乐队协奏曲与独奏协奏曲。大协奏曲(Concerto Grosso)原意是指“合奏部”,后来指由独奏者组成的小组与大乐队之间的相互配合与抗衡,是器乐协奏曲发展初期的产物;乐队协奏曲(Ripieno Concerto)流行时期晚于大协奏曲,从字面上可知其含义,即为乐队单独演奏的协奏曲,没有独奏部分的存在;而独奏协奏曲(SoloConcerto)则是为一个独奏乐器与乐队而作,是协奏曲发展到最后的一种形式,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形式,已经非常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托雷利首开创作独奏协奏曲之先河,并且初步确定了其“快-慢-快”三个乐章的基本结构,为独奏协奏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世纪中下叶的欧洲,在科学技术领域,产生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科技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得乐器制造业迅猛发展,加之文化领域中“启蒙运动”与“狂飙突进运动”的发生,都在全力推进西方文明的进程,相应的,欧洲音乐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逐步走向高度繁荣。在前古典主义时期,“独奏协奏曲”就己远超其他器乐体裁而得到充分发展,音乐风格也从巴洛克时期的庄严肃穆,发展为细腻典雅的“华丽风格”。18世纪下半叶,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协奏曲创作在音乐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他为钢琴、小提琴等各类管弦乐器创作了 50多部协奏曲,继承古典主义音乐形式原则,对托雷利确立的三乐章协奏曲进行了扩展与完善,将双呈示部与华彩乐段(cadenza)的结构固定下来,最终确立了沿用至今的古典协奏曲的形式原则。莫扎特后期的协奏曲创作受到其歌剧风格的影响,富于表情的独奏乐器与乐队之间强有力的配合与抗衡增添了协奏曲的戏剧性。作为从古典主义通往浪漫主义'“重要桥梁”的贝多芬,其协奏曲创作则是在精神、技法及风格上都远超同时代的作曲家,他的五首钢琴协奏曲与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达到了古典主义协奏曲创作的顶峰。18世纪后半叶兴起于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是艺术形式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关键阶段,是处在萌芽期的浪漫主义,同时,也预示了德奥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涵。19世纪浪漫主义涌现了许多优秀的音乐大师,如:韦伯、舒曼、李斯特、勃拉姆斯等,他们站在维也纳古典乐派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将器乐协奏曲继续向前发展,使其散发浪漫主义音乐的独特的光彩,并形成了一些新型协奏曲。如:单呈示部协奏曲、各乐章不间断演奏的协奏曲、具有标题性构思的协奏曲、交响化的协奏曲、民族风格的协奏曲等。值得一提的是,李斯特将各乐章不间断演奏的协奏曲发展为单乐章协奏曲,他创作的第一、第二钢琴协奏曲,内部包含奏鸣曲式缜密的逻辑性结构。李斯特对音乐体裁、和声色彩等方面的探索,给世纪末的作曲家以重要启示。20世纪,音乐风格不断变化,协奏曲创作也显示出不拘一格的特点,较突出的有:“新维也纳乐派”的无调性协奏曲、新古典主义协奏曲、加入爵士(Jazz)因素的协奏曲等。

  协奏曲是巴洛克时期产生的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音乐体裁,它集华丽的独奏技巧与宏大的乐队音响于一身,众多优秀作品一直流传至今,不仅为专业演奏家和广大音乐工作者所喜爱,同时也受到许多音乐爱好者和听众的追捧。

  二、琵琶协奏曲的发展概况.

  民族器乐协奏曲作品最早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但关于此名词的概念论述却十分鲜见,较为著名的有梁茂春在《中国当代音乐1949-1989》一书中论及1976-1989年民族管弦乐在困境中发展时提到:“民族乐器协奏曲形式(包括“二胡与乐队”、“琵琶与乐队”等体裁)的蓬勃发展,是新时期民族器乐创作的重要特点。” ?乔建中也在《民族乐队作品创作四十年》中论述到:“由民族乐队演奏的协奏曲、交响乐、交响诗、音诗、音画、幻想曲等习惯性称做“大型合奏”。

  它们在民族乐队作品创作领域的出现日益增多,标志着它的逐步成熟。……大约从70年代末开始,也许是由于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大型合奏曲”相继在各地产生,从体裁上来说“协奏曲”最多民族乐队创作领域酿成了一股“大型合奏热”。” ?1973年,吴祖强、刘德海、王燕樵首开琵琶协奏曲创作之先河,创作了第一部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作为与西洋管弦乐队结合的协奏曲的先行者,作品切实履行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为之后出现的大量民族器乐协奏曲打开了新思路。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独奏家技艺日渐成熟,独奏乐器制作工艺日趋完善,乐队合奏水平日益提高,专业音乐创作者们也从“工具化”、“口号式”的枷锁中逐渐解脱出来,回归艺术本身,接连出现一些重要的作品,打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民族管弦乐创作一片荒芜衰败的景象。除古筝、二胡、琵琶等常见乐器之外,中阮、京胡等过去鲜少以独奏形式出现的乐器也产生了协奏曲作品,当时的乐坛出现了“协奏曲热”的现象。

  新时期,作为“弹拨乐器之王”的琵琶,其协奏曲作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协奏曲是由西洋管弦乐队协奏的,《草原小姐妹》作为此类作品的先驱,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之后陆续产生了杨立青为琵琶与交响乐队而作的交响叙事曲《乌江恨》、吴祖强改编的琵琶与管弦乐协奏的音诗《春江花月夜》、《夕阳箫鼓》等作品。这类协奏形式也陆续被借鉴到其他民族器乐协奏曲中,产生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如?.王树创作的双筝与交响乐队的《回旋协奏曲》(双筝,由一位演奏家弹奏两台筝)、戴宏威创作的二胡协奏曲《惜别》、朱践耳创作的唢呐协奏曲《天乐》、辛沪光创作的马头琴协奏曲《草原音诗》等。这些作品中主奏乐器的表现力及其与交响乐队的合作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第二类是由民族管弦乐队协奏的,代表作品有:顾冠仁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花木兰》、赵季平创作的琵琶协奏曲《祝福》、陈永华创作的《第二交响曲(双琵琶与打击乐及管弦乐队)》、卢亮辉创作的琵琶协奏曲《怒》、唐建平创作的琵琶协奏曲《春秋》、罗永辉创作的琵琶协奏曲《千章扫》等。

  这个时期的琵琶协奏曲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有明显开拓,收获空前,是新时期琵琶艺术发展的重大成果。中国的民族器乐协奏曲作品在总结50年代以来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在80年代又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屹立在音乐艺术的长河中,成为新时期民族器乐创作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