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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颖电影对华人男性的“贬抑化”塑造

发布时间:2019-07-29
  中文摘要
  
  作为活跃在好莱坞四十余年的华人导演,王颖并未冲破西方主流话语的桎梏。他作品中的华人男性带有较为强烈的“贬抑化”的特征,是在西方种族序列下的边缘性角色,满足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期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贬抑化”的人物形塑模式是“东方人参与的东方主义”,体现的是王颖对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背离和对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的迎合。与此同时,王颖的“恋母情结”和“性别偏执”更加剧了华人男性“贬抑化”的程度,解构了传统的性别范式,造成了性别话语的失衡,构成了另一个二元对立。

王颖电影对华人男性的“贬抑化”塑造
  
  王颖对华人男性的“贬抑化”塑造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中国极端男权神话,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赋予了女性主体地位和人格力量。然而“贬抑”背后体现更多的是导演“自我身份”的幻灭和身处异质文化间的妥协,其包含的认同与反叛、放大与遮蔽浸透着华人在西方视阈下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在现如今跨文化实践愈来愈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文艺工作者应克服刻板狭隘的创作模式,破除“非好即坏”的二元认知定势,谋求东西之间、阴阳之间的平衡,重塑“滞后”的国家形象。
  
  关键词:  贬抑化;华人男性;自我东方主义;恋母情结。
  
  Abstract
  
  As a Chinese director who has been active in Hollywood for more than 40 years, Wayne Wang did not break through the paralysis of the Western mainstream discourse. The Chinese males in his films have a strong "derogatory" feature and are marginal characters in the Western ethnic sequence. Those characters satisfy the western vision of the East. In a sense, the "derogatory" creation mechanism is "Oriental Orientalism",which reflects his departure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al culture centering on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the catering to the Western mainstream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Oedipus Complex" and "Gender Paranoia" of Wayne Wang further exacerbate the degree of "deprecation", deconstruct the traditional gender paradigm, create an imbalance of gender discourse and constitute another binary opposi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Derogatory" shaping mode of Chinese men characters questioned the myth of extreme male power in China, criticized the oppression of feudal rituals on women, and endowed women with a dominant position and personality.However, behind the "derogatory" mechanism is more about the director's disillusionment after seeking "self-identity" and the compromise between differentculture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bellion, enlargement and concealment impregnate the sense of incapability and frustr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o construct their own cultural identity under the Western visual threshold. In the current era of increasingly frequent cross-cultural practices arising, literary and art workers should overcome the narrow mode of creation, break the "non-good or bad" dual cognitive set, seek for the East- West and Yin-Yang balance, and reshape the "lagging" Chinese image.
  
  Keywords:   Derogatory; Chinese men; Oriental Orientalism; Oedipus Complex。
  
  绪 论
 
  
  选题缘由。

  
  2011 年 6 月,由李冰冰和全智贤主演的电影《雪花秘扇》在全国热映,同年该片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六国上映,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女书热潮”。该片在中国内地上映的首周收获 1700 万票房,上映两周共获得 3000 多万的票房。执导该片的导演王颖逐渐走进国内观众的视线,国内媒体纷纷将聚光灯对准这个活跃在好莱坞的华人导演。
  
  王颖,美籍华人导演,1949 年出生于香港的一个中产家庭,后移民美国。父亲是美国电影的超级影迷,他的英文名 Wayne 取自于父亲最喜欢的电影明星约翰?韦恩(John Wayne)。18 岁时,王颖考入美国奥克兰的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最初想选择医学,后转学绘画。毕业后,他继续攻读电影专业,并获得了电影学硕士学位。从 1975 年个人首部电影《男人,女人和杀手》(AMan,aWoman,anda Killer,1975)到 2016 年的《女人沉睡时》(While the Women Are Sleeping,2016),一直活跃在好莱坞的王颖共执导 18 部电影,监制电影 8 部,同时兼任 6 部影片的编剧。他的电影按主题基本分为两大类:好莱坞西式轻喜剧和华人题材影片。
  
  其中西式轻喜剧片多为商业电影,如娜塔莉?波特曼主演的《芳心天涯》(AnywhereBut Here,1999)、收获超高票房的《曼哈顿灰姑娘》(Maid in Manhattan,2002)、家庭轻喜剧《都是黛茜惹的祸》(BecauseofWinn-Dixie,2005)等都属于此。这类电影商业色彩较浓厚,在题材和角色选择方面多受制于市场和投资方,无论是在故事剧情的编写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王颖的话语权较小,因此它们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作者电影”。而他的华人题材影片如《寻人》(ChanIsMissing,1982)、《点心》(DimSum:ALittleBitofHeart,1985)、《吃一碗茶》(EataBowlofTea,1989)、《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93)、《中国匣》(Chinese Box,1997)、《千年敬祈》(AThousandYearsofGoodPrayers,2007)、《雪花秘扇》(SnowFlowerand the Secret Fan, 2011)等较能体现他的个人风格,在主题保持较高一致性,影音风格也具有可识别性,能够形成整体研究。
  
  在这些华人题材影片中,华人女性通常是导演主要刻画的对象,她们一般为正面角色,性格丰富并具有矛盾性,部分进行了“西方化”处理。同时,影片中偶有出现的白人也往往是正面形象。与之相反,华人男性普遍具有“贬抑化”的特征:他们通常是次要角色,多为丑角或反面人物,并且具有类同和扁平的特征。
  
  他们或是缺乏男子气概的“阴性人物”或是残害妇女的“暴力人物”:唐人街中面如枯槁的“单身汉群像”、被人当成笑柄的聋子钢琴教师、残忍霸蛮的大宅老爷……作为一位华人男性导演,王颖在人物塑造上较为明显的“偏向性”令人关注。同时,这些华人题材影片多改编自小说,小说原型虽具有一定的“贬抑化”特征,但与其他人物之间的“二元对峙”不如电影强烈。另外,这些“贬抑化”的人物与美国文化中长期存在的亚裔男性弱化或阴性塑造有一定关联。因此,本论题将以王颖华人题材电影中的华人男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对他们做出一个分类,研究导演的性别观、种族观、创作动机以及呈现方式,并将其与美国大众文化中的典型华人男性形象、小说原型、影片其他人物等进行比较,窥探“贬抑化”角色背后的象征隐喻以及文化内涵。
  
  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尽管王颖凭借《喜福会》成功打入好莱坞主流市场,但是相较于其他好莱坞导演,王颖在欧美市场中仍处边缘地位。国外关于他的研究除少量学位论文外,主要以访谈和影评形式出现:
  
  夏威夷大学朱达?彭的硕士毕业论文《一个消失特点的多重意义:王颖电影中国性和中国身份的多重论述》1集中探讨王颖电影中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呈现。
  
  其中他将王颖《吃一碗茶》和《寻人》中的两位男性形象——宾佬和陈鸿与早年出现在好莱坞的华人形象李小龙、陈查理进行比较,认为王颖在电影中对华人形象的塑造有所改变。这对本文有所启发,但笔者对他的观点持保留意见,会在下文中具体展开论述。另外,朱达这篇论文只涉及王颖影片中的两个角色,并未论述其他电影中具有类同的华人男性形象,这给了笔者发挥的空间。
  
  美国天普大学皮特?赫伦的硕士论文《消失在中国城:美国小说和电影的异化代表》1将王颖电影《吃一碗茶》中的唐人街作为一个例子和美国电影中的唐人街进行对比,比较两者存在的差异。作者看到了王颖在呈现唐人街时较为主观的一面,并认为这是王颖的“华人身份”所带给他的不同的观察角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音乐理论专业莫尔特比?西尔维亚的硕士论文《理查德?波特曼和<喜福会>》2跨界研究音乐是如何为电影服务的。由滨本和桑德拉?刘所着、2000 年出版的《平衡:美亚电影批评》3将王颖归为在好莱坞打拼的华人导演代表,以其作品为例分析美亚电影在好莱坞的特殊地位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有关影评方面讨论最多的则是王颖华人题材的电影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尤以《喜福会》和《雪花秘扇》居多。比如达克特?理查德的《<喜福会>传递简单、诚实的表演》4、斯特布尔斯?凯特的影评《评论:<雪花秘扇>》5等。这些影评多为概括性,较少结合理论和具体例子进行分析。并且评论多局限于单部影片,视野较狭窄,甚至某些作者因对中华文化了解不够而对影片产生误读。但是这些资料为笔者了解外媒对王颖的评价以及王颖在好莱坞的地位提供帮助。
  
  人物访谈有《脆弱的平衡:王颖和<喜福会>》6。这是关于王颖的一篇专访,王颖在访谈中谈到了童年经历以及改编《喜福会》的动机。除此之外还有《王颖世界》7提到了导演对自己的评价;《代沟和半球(王颖访谈)》8中提到了他与妻子缪骞人至今膝下无子;《王颖》1中提到的他早年唐人街兼职经历等。这些访谈增进了笔者对王颖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的了解,为探析“贬抑化”角色的创作动机提供帮助。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相较于国外,国内对王颖电影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主要是从文化研究、电影叙事、形象研究等几个方面切入。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以各种文化理论如身份批评、东方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对王颖电影进行阐释。比较突出的有周燕的《跨越边界—王颖电影研究》2写于 2005 年,那时国内关于王颖的研究还不多,这篇硕士论文较全面得介绍了王颖电影创作的历程,并对他的影片进行文化分析,论述了他电影中关于种族、地域、政治等方面的文化隐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荣欣的《王颖电影中的文化身份探寻与重塑 ——以电影<喜福会>为例》3是从王颖的单部影片入手,对民族、阶级和性别层面的分析来探讨其电影的文化身份建构主题。万永坤的《电影<喜福会>中的“美国梦”主题解读》4通过探讨西方电影中的东方主义情结,反思电影《喜福会》中的东方主义要素。季文娜在《电影<雪花秘扇>中受困的生态女性主义意图》5对王颖影片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剖析等。这些论文对本文从文化及性别视角对王颖电影展开论述具有一定的启发。
  
  电影叙事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如谭凌霞的《论电影<喜福会>的叙事策略》6。该论文运用电影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影片的叙事时间、故事时间、叙事主体等。
  
  周建华的《<喜福会>的电影符号系统及其意义的建构》7以电影《喜福会》为例,讨论电影这一综合的符号系统是如何建构其独特的影像世界和传达其丰富深刻的符号意义的。李冰的《电影<千年敬祈>的符号学解读》8分析了王颖在其作品《千年敬祈》中的中国元素符号的运用。关于其影音风格的研究偏少,这方面研究以南京师范大学韩文静的硕士论文《王颖电影研究》1为代表。该论文主要介绍了王颖电影的主题、叙事策略、影音风格以及风格成因,为笔者了解王颖的影音风格提供帮助。
  
  有关王颖电影形象研究的论文主要有两篇。黄佳锐的《反思电影<喜福会>对中国形象的描述》2结合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批判与比较文学形象学,分析了王颖电影《喜福会》对中国形象的描述,认为电影《喜福会》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是一种简化与类型化,影片体现了导演王颖对美国文化优越性的认同。谢意开的《论王颖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塑造》3梳理了王颖所有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并进行分类,论述了形象塑造方法和动因。这两篇论文都给予笔者一定的启发,但笔者将从不同方面切入如王颖电影中的男性形象的类同性塑造作为论文的主要探讨对象,结合王颖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成长经历及其所处的文化背景来分析其电影中男性形象塑造的文化意涵。
  
  综观以上国内外研究现状,笔者认为目前关于王颖电影的研究多集中在他影片中的文化研究以及主题研究上,而人物形象研究普遍缺乏,王颖影片中较为明显的华人男性“贬抑化”的特征常被学界忽略,即使有部分论文注意到了其特征,但往往仅限于单部影片的分析,未形成整体研究。另外,这些研究也未深刻挖掘该形象的形成原因,未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文化结构进行阐释,这些都为笔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发挥空间。
  
  研究目的、方法和创新点。
  
  王颖影片中“贬抑化”的华人男性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其涉及华人和男性两个“身份”,受到性别和种族两个维度的“双重影响”,因而我们应结合东方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进行分析。东方主义批评和性的批评是亚裔研究的两个批评维度,它们看似分割,实则交织在一起。4女性主义崇尚建立“平等话语”,试图打破男尊女卑的“性别定论”;后殖民主义是站在全球文化的角度关注第三世界,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谋求平衡,两种批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从弱势的一方出发构建其话语体系。1后殖民主义下的女性主义往往包含二层话语:一方面是对传统男权文化的控诉;另一方面是对强制性的殖民文化的控诉,因而,第三世界的女性往往受到“双重压迫”。2反观王颖电影中“贬抑化”的华人男性,他们一方面指向的是对传统父权制的挞伐、对第三世界女性声音的高扬;另一方面“东方阉割”所造成的种族偏向又使其落入西方话语体系,造成“自我”和“他者”的明显对立。从两种批评维度出发,可以说其影片中的“贬抑化”华人男性形象具有双重研究价值,为我们找寻种族/性机制下的平衡话语提供有效文本。
  
  因而,该形象的研究具有双重目的:从“性别贬抑”出发,“贬抑化”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对破除“阳具崇拜”、颠覆男性中心主义话语、提高男女平权意识有一定裨益。但同时,缺乏理性分析下的极端化男性压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误伤。现如今的女性主义在叫嚣与喧闹中已被贴上过多标签,女性意识的高扬与男性理想人格的建立之间是否存在矛盾?通过极端人格的塑造来达到的所谓“平权”是否为另一种“贬抑”?本论题试图反思二者平衡。从“种族贬抑”出发,美国文化中对东方形象“定型化”塑造风气使得部分华人导演甚至大陆导演自觉加入到“贬抑”华人形象的创作模式中。为了吸引更多的西方观众或在外国电影节上获奖,他们往往“自我东方化”,通过人物形象的“偏向性”塑造来满足西方对落后东方的“凝视快感”。在如今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在电影制作越来越走向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人应如何构建理性的“中国形象”?本论题以此为例,试图反思华人导演和大陆导演的影片创作模式,分析华人电影工作者在“自塑中华形象”中所遇到的机遇和挑战。
  
  本论题综合运用文本细读、形象学、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电影改编理论等方法对“贬抑化”的华人男性形象进行分析。论文主体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章,从文本出发,将王颖影片中“贬抑化”的华人男性形象分成三类:身份“缺失者”、精神“阉割者”和夫权体系下的“施暴者”,总结归纳他们的异同点,并与其他经典银幕形象如陈查理、傅满洲等进行对比,将其放置于美国大众文化视阈下分析形象的沿袭和突破。
  
  第二章,从“改编”入手,从性别和种族两个维度比较小说原型和电影人物之间的异同,分析王颖在改编过程中的个人话语以及影视化呈现方式。
  
  第三章,分析王颖的性别观和种族观对形象形成产生的影响。试图引入精神分析法探析王颖的“恋母情结”和女性主义意识;并结合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理论分析王颖的“自我东方化”以及美国大众文化偏向性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在本章,笔者还将其与华人导演李安影片中的男性形象进行对比,试图比较二人在华人男性形象的设置和塑造上的差异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的差异。
  
  结语,笔者将试图一分为二评价王颖的人物形塑模式,“贬抑化”人物一方面体现的对中国式男性权威的抵抗、对女性生存能力的高扬;另一方面则是影片的“东方主义表述”。由此引申华人导演的“异国创作”和大陆导演的“本土化创作”中的“偏向性”,反思华人电影工作者应如何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两性关系之间找到平衡,构建辨证理性的国家形象。
  
  本论题的创新点有以下三点:
  
  第一、王颖华人题材电影多改编于小说,目前相关研究在分析主题情节和人物形象时往往单从影片出发,而忽略了电影人物来源于小说,并且小说原型与电影人物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论题将在这一块进行完善,以此明晰导演的个人话语以及改编背后所流露出的价值取向。
  
  第二、王颖的“性别观”对影片造成的影响往往被学界忽视。本论题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王颖的“恋母情结”和女性意识进行分析,试图论述他是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放大潜意识中的“恋母倾向”并打破传统男性导演“凝视与被凝视”法则的。
  
  第三、李安和王颖都是活跃在好莱坞的两位知名华人导演,二人不同的性别观、种族观和文化身份影响了他们在创作中的表达。目前关于二人影片的比较研究较为缺乏。本论题试图将王颖影片中的“恋母情结”、“父亲缺失”与李安影片中的“恋父情结”、“父子/父女叙事”进行对比,研究二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以此探寻王颖“贬抑化”的华人男性形象背后潜在的文化内涵。
  
  【由于本篇文章为硕士论文,如需全文请点击底部下载全文链接】
 
  
  第一章“贬抑化”的华人男性形象分类

  
  第一节 身份“缺失者”
  第二节 精神“去势者”
  第三节 “夫权”体系下的“施暴者”
  
  第二章 从小说到电影:“卑弱”和“危险”的极端化
  
  第一节 “二次阉割”下的消音
  第二节 由恶变极恶的“东方想象”
  
  第三章“贬抑化”创作动机探究
  
  第一节“恋母情结”下的无意识创作
  第二节 东方主义视角下的刻板描摹

  结 语

  电影是导演与外界对话的方式,同时也是自我的表达。王颖电影中的华人男性形象经历过流变:《寻人》中的陈鸿是王颖在身份迷思下的呈现结果,是对自我身份的放弃式回应。此后,王颖对华人男性的形塑模式自觉纳入英美文化体系中,他较为明显的“性别偏向”和“种族偏向” 使得其影片中的华人男性呈现较为明显“贬抑化”的特征。虽然影片人物多来自小说,但王颖采取“极端化”的改编策略,使得银幕人物之间的“二元对峙”更为强烈。王颖影片中异化的亚裔男性群像背后所包含的后殖民演绎和强权意志、性别论述和权力身份探讨不容忽视。

  王颖对华人男性的“贬抑化”塑造在一方面是对中国男权文化的反抗,对于关怀女性权益、提升女性地位、破除阳具崇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位男性导演,王颖改变了传统的“凝视与被凝视”秩序,在小说影视化过程中超越了原着中的保守性,使电影比原着更具有女性主义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王颖在创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矫枉过正,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伍尔夫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1的确,以牺牲男性主体地位、以女性中心代替男性中心的二元对立的性别范式往往过于极端,不利于两性平衡,也无助于社会发展。当然,王颖在人物塑造上存有一定的对西方父权制的崇拜,这同样也是吊诡之处。

  性别往往与种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密,性别意识是构建国家形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自诞生以来呈现的是典型的阳刚气质。2西方文化凭借其强大的话语权构建“自我”的阳刚形象以及“他者”的阴柔一面,将后殖民话语编入大众文化中。“人们宁可求助于文本图式化的权威而不愿与现实进行直接接触。”3于是,定型的、扭曲的“东方形象”在好莱坞电影等大众叙事媒介的复制传播甚至是夸张的表现下被固化,已成为具有诱惑力与影响力的性别话语,甚至影响到了华人群体对国家形象的表现形态及其价值判断。1作为一位长期活跃在好莱坞的华人导演,王颖不可避免得受到东方主义观念的支配,在东西方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向性”,“贬抑化”的塑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西方观众对华人男性甚至“中国形象”的印象,也传递了他在东西方文化间的某种偏向。

  反观现如今中国影视圈,同样存在着“阳刚缺席”、“以西方意志形塑国家形象”、“以个人价值代替传统伦理”等非正常现象。2甚至部分导演跳过国内审查机制,将“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独立影片直接向国际电影节送审,影片中的“华人形象”和“中国”与西方话语保持一致,以此谋求更大可能的获奖机会。在“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级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成为国家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之一,面临着“走出去”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塑造理性的中国形象、开拓“中国图象”的话语空间在时下显得尤为重要。华人电影工作者在个人创作表达的同时应承担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保持理性克制的叙事方式,突破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模式,克服文化强权所带来的固有偏见,构建性征和谐、族裔和谐的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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