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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思与传统文化观

发布时间:2019-03-01

第一章生命之思与传统文化观念

  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老百姓对生命的思索从来不曾停止过,生命哲学的光芒从古代一直闪耀到今天。一定程度上讲,这与中国古代宗教的产生和兴盛息息相关。秦汉以后,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成为当时人们普遍信奉的宗教。

  广义地讲,在“儒释道”三教合一之前,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一样,都承载着教化民众的宗教职能,一方面为皇权统治正名,另一方面也对百姓的思想起到了启迪作用。这些宗教文化虽然不尽相同,却都充满了关于人生与社会的思考,对人的思维有所启迪。

  第一节 人物多舛命运的精准呈现

  宿命观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甚至一些学者认为,“宿命”并不是中国古人的常见思想,即使出现,也到了元明清时期,在元散曲中才有所体现。事实上,如果究其根源,“宿命观”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少数学者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宗教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蛛丝马迹。先秦时期,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天问》实际上就已经极具道家思想,就“天问”这一题目而言,也已经表达出了人类对于“苍天”、“天命”的思索与对话,对与天、地、人有关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发问。在余华的小说中,人物几乎都会陷入连环式的“圆圈”中,看起来所有的不幸和意外发生于偶然,但事实上却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充满强烈的宿命色彩,例如《命中注定》,从小说题目便能看出作品所要表达的宿命主题,再比如其他中短篇小说《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和《死亡叙述》中对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宿命观”也有不同程度的理解和体现。

  一、神秘莫测的命运操控

  一般认为,最早的“宿命观”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古时候人们感受到苍天与人世之间冥冥中自有定数,看似偶然,实则充满必然性。后来这种思想被传播到了古希腊,并成为古希腊哲学中的一支,之后又由雅利安人将其带到印度。由于印度这一国度本身就有吠陀文化,这种文化同样有着对自然“命定”的探讨,因而与“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相结合,在印度的思潮中形成了一派哲学,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宿命论”.

  古人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他们对命运无法理解,无法解释一些现象,产生惊异,就以为在他们中间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从词源学上讲,“宿命”这一词汇并不是舶来品,它在北周无名氏写的《步虚辞》中便已出现:“宿命积福应,闻经若玉亲。”②这句诗中的“宿命”含义与前文中所提到的“宿命”有暗合之处,“宿命”也即“既成的命运”,也就是说,命运由一种人类无法抗拒的神秘力量决定,一个人从降临于世开始,一生的荣华富贵或坎坷多舛便已注定,而这一切又和“因果”息息相关。陈荣捷(笔者注:“陈文思”为其英文名“Wing-TsitChan”的音译)先生曾把古代的天命观分为“宿命论,道德决定论,墨子学派的反宿命论,自然主义的宿命论,儒家学派的伦理主义和人本主义”.一位美国学者倾向于将中国古代“天命”的概念诉诸三种意义:“(1)由天地万物的管理者天所制定的社会规范,(2)大自然自我运动的无与伦比的力量,(3)作为道德和理性法的天的命令。”类似的观点也体现在儒家和道家思想中,如儒家“五十而知天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③“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④当然,这是为了确立其所拥护的社会规范的合法性,将合法性归结于由“天”所制定。荀子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正体现了儒家对天命的关注。庄子在内篇《大宗师》中提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长,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⑤生死我们是无法控制的,就像白天黑夜交替一样,完全出于自然。庄子甚至提出“生死、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非之变,命之行也。”⑥把贫富、贤与不肖、毁誉这些全部都归于是天命的安排。这正是体现了道家对天命的关注。除却这些与“天命”或“宿命”有关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亦有诸多带有“宿命”色彩的作品,例如《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在谈及婚姻、贫富、功名、寿数等人生问题时,都归结于宿命。

  余华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似乎都受到这种神秘力量的控制,且整体上呈现出悲剧色彩,即重要人物或主要叙述对象大多难逃死亡的宿命或者其他一般认为不好的结果,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命”息息相关。在小说《命中注定》里,刘冬生的昔日伙伴陈雷于汪家旧宅被人用铁榔头离奇谋杀,死状极为惨烈,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凶手只将死者身前嗜爱收藏的五百余种打火机席卷而走。刘冬生与陈雷的相识本身就是一场偶然,这里的偶然指的是这对伙伴从小便认识,却并不是因为双方父母之间有交游,或者二人为邻居、同窗,而是互不相识的两个孩子在某种机缘巧合下认识,又成了小伙伴。陈雷父母担心陈雷在家中玩火,于是出门前将屋门锁住不允许陈雷进屋,并告诫他不得到河边玩耍;刘冬生父母担心刘冬生到河边玩耍淹死,于是出门前反锁屋门不允许刘冬生出门,并警告他不得在家中玩火。正是双方父母“殊途同归”的举措使得两个孩子如钉和铆一般相识,彼此讲述对方因视野所限无法看到的东西,因此他们的友谊成了必然。有一天刘冬生终于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可以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走出屋门,于是他和陈雷一起来到了汪家旧宅,两人却在当晚听到了酷似陈雷的诡异的“救命”声从宅中小屋传出,小说以两个孩子逃跑戛然而止。与一般的犯罪小说或侦探小说不同,该小说的关注点不在于推理凶手是谁,陈雷究竟因何招致谋杀,也不在于展示杀人案件被侦破的过程,而在于刘冬生的两个回忆场景,在作家余华看来,或许刘冬生才是真正的断案高手。这部小说中充满了偶然性,然而只要多加思考,就会发现其间可怖的暗合。陈雷很有可能从小喜欢玩火,父母才屡次将他锁在门外,可终究难逃宿命,长大后嗜好收藏各种打火机,偏偏又被人盯上他的藏品而招来杀身之祸;儿时与同伴刘冬生在夜间玩耍于汪家老宅便听到自己的“救命”呼喊,长大成人后偏又购买了这座宅院,终死于此。

  其实,小说中还有一点被人忽视的巧合,有这样一个细节,陈雷在过去一年里向刘冬生提起最多的莫属汪家的这所旧宅。也就是说,刘冬生第一次去旧宅的那天晚上,并不是陈雷第一次去,陈雷在过去一年里经常在那儿逗留玩耍,发现诡异现象的却是刘冬生。陈雷死后,刘冬生的另一个回忆片段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他走进院门,上面正扔下来瓦片,有个人在上面喊:“你想找死。”喊声制止了刘冬生的脚步。刘冬生站了一会,扔下的瓦片破碎后溅到了他的脚旁,他从院门退了出来。在一排堆得十分整齐的砖瓦旁坐下。他在那里坐了很久以后,才看到陈雷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到。身穿皮茄克的陈雷停稳摩托车,掏出香烟点燃后似乎看了刘冬生一眼,接着朝院门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刘冬生。这次他认出来了,他咧嘴笑了,刘冬生也笑。陈雷走到刘冬生身旁,刘冬生站起来,陈雷伸手搂住他的肩膀说:“走,喝酒去。”⑦

  其实这段描述也充满了暗示,当刘冬生要进宅院时,瓦工的“你想找死”意在表明入院者死,从情节中也可以看出,刘冬生始终没有进入院子,而是直接和陈雷喝酒去了。不论三十年前的“救命”,还是二十五年后的“你想找死”,都暗示了宅院不可言说的秘密,刘冬生不会死,因为没有进入宅院,而五年后陈雷死的那晚,妻儿也都不在家,这些都充满了强烈的宿命色彩。

  除了《命中注定》,余华的另一篇小说《死亡叙述》中,也充斥着劫数难逃的悲剧色彩。小说一开头便是“本来我也没准备把卡车往另一个方向开去,所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⑧当“我”再次肇事想要逃跑时,“那个十多年前被我撞到水库里去的孩子,偏偏在那个时候又出现了。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⑨意在表明“我”驾车肇事、逃脱、再次肇事、被杀都是“命中注定”.再如《世事如烟》,司机为化解厄运,在算命先生的指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导致灰衣女人离奇死亡,司机最后难逃命运的安排,自己被“因果报应”,在灰衣女人儿子的婚礼上丢失性命。“余华借这样的结构模式诠释的是‘命由天定,因果循环’的观念:一切都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掌控中,无法预知,无法逃脱,更无法改变,而且因果报应、循环不已,人在不可知的命运面前只有任其拨弄。”⑩难逃劫数、因果循环的人物命运正是余华小说“宿命”色彩的鲜明体现。

  二、苦难命运的默然承受

  如前文中所述,“天命”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不论“五十而知天命”,还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都体现了古人对“天命”的一种信仰。为了追求平安富贵的一生,即使在遇到挫折时,人们也往往不会向命运抗争,反而认为是“天道”惩罚,或者“天”的考验,于是默默承受苦难,逆来顺受,以此求得生命或生活的延续。余华在小说中通过福贵、许三观等人一生的苦难承受,表现出了对这种生存哲学的看法。

  学界大多认为,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在创作作品时改变了先前的“冷酷”、“血腥”和“暴力”,对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开始关注,小说的情节有了故事性和脉脉温情,甚至有学者称他的长篇小说《活着》

  和《许三观卖血记》等“把人的灵魂精神安置问题提到了首要位置”,“使小说达到了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直逼人的可贵本质”.11在笔者看来,90 年代以后,余华创作小说的风格有所嬗变,在语言和情节上降低了“硬度”,不像80 年代的先锋小说那样坚如利刃,取而代之的是亲情、兄弟情等,尽管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依然充满死亡气息,但纵观余华的创作历程,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有一个始终不变的主题,便是不可抗拒的“宿命”.余华的这类以苦难为主题的作品,“为我们揭示了生存的真实与残酷,也让我们看到了个体生命的坚韧与对苦难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12虽然余华 90 年代以后的作品在叙事上也变得柔软,质朴,“但这质朴不是柳青式的质朴,那平淡也不是沈从文式的平淡;这质朴里能品出点人生无常,那平淡里可悟出些宿命忧伤”.13那就是人之渺小与天之浩瀚的对比。

  在小说《活着》中,主人公福贵原本是一个富家少爷,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家境尚且可以,于是大肆挥霍,赌博嫖娼,最终落得倾家荡产的地步,活脱脱一个败家子,父亲因此气死,母亲气得奄奄一息。为了给病中的母亲买药,不料被抓去做壮丁,等被解放军送回后,母亲已经去世,女儿凤霞因高烧变成了哑巴。

  此时的福贵本想改过自新,和妻子孩子好好生活,却不料妻子家珍得了软骨病,生活依然不得安宁。再后来儿子有庆为了给县长夫人献血浆,失血过多身亡,凤霞难产死亡,女婿死于意外工伤,外孙苦根的命运和他的名字一样悲惨,父母双亡,饥肠辘辘,最后因吃豆子撑死。家珍死后,与福贵相依为命的只剩下一头老黄牛,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孤独终老成了福贵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福贵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亲人先后离他而去,但福贵并没有因此倒下,在他的意识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是上天对他的考验,他只有默默的去承受。《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一样都是被生活的苦水所浸透。主人公许三观的多半生是在不断的卖血中度过的,他第一次卖血只是因为好奇,却又因为这次好奇使他走上了一条卖血的道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原本卖血是不得已的事情,可是许三观竟然习惯了卖血,甚至在屡次卖血中得到了身心上的满足,比如证明自己“身子骨结实”,还可以靠卖血挣钱买二两黄酒和一盘炒猪肝消遣一下,以至于当他年迈卖不出去血的时候悲伤哭泣。不论福贵还是许三观,他们在苦难的生活面前都多多少少采取了措施,但是当于事无补的时候,他们又都选择了妥协和默默承受,就像小说《活着》中所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14在这些底层人民的思想中,“活”是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一切苦难和不公都是命中注定,能做的只有顺应天命。

  可以说,到了 90 年代,余华的小说中依然与“死亡”息息相关,在这一点上,不得否认是对 80 年代先锋性的一定传承,不过,与之相伴的“宿命观”,“主宰着人物命运的那个神秘的超现实的力量,不仅仍然是余华小说的主题,而且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更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到了极端”15如果说 80年代小说中的“宿命”是难逃的劫数,是主人公无意识地对苦难的承担,那么90 年代以来小说中的主人公则是奋起对抗多舛的命途却于事无补,只能逆来顺受,默默承受苦难,向宿命妥协。从这一点上讲,余华给作品奠定的是悲观主义基调,在笔者看来,这甚至可以说是体现了作家自身在面对“宿命”时的消极与无所适从,不过,这种苦难与力不从心的对抗又正是余华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一种表现。

生命之思与传统文化观

  第二节 暴力死亡背后的人性拷问

  在荀子看来,人性本质上是“邪恶的”.人性充满利己之欲且永无休止,因此,人必须经过后天的教化方可“改邪归正”. 余华的小说中充满了大量的杀戮情节和人体解剖细节,用以揭示人内心的阴暗面,尤其是对儿童暴力的书写,成为了“性恶论”思想的深刻体现。

  一、非理性下的暴力行为

  暴力,是余华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书写主题,迫害致疯并自虐的历史教师,施刑的刑法专家,实行家暴的丈夫,虐待儿童的成年男子,甚至是带有暴力倾向的儿童,都是余华小说的重要书写对象,他们的一系列暴力行为直接反映了人性的邪恶一面。

  “性恶论”是我国古代着名哲学家、思想家荀子的观点,他在《荀子·性恶》中对性恶论进行了较为详实的阐释,比如“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即使表现出善良的一面,也是伪装出来的。荀子的性恶论还包括“人之生也固小人”,“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等等,荀子认为不论君子还是小人,本性都是恶的,只是君子受到了礼教的规约,有较强的自律性而已。除了荀子秉持“性恶论”,法家的韩非子也同样秉持人性恶的观点,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而已,道家尚且认为人性的邪恶可以通过后天接受教育有所转变,法家则认为人的“恶”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初始人性自私的认识系统中,韩非对人性的黑暗和危险看得最深,是这个思想系统的集大成者,尽管他并未明言‘性恶’论。”16余华的小说作品中,大量的暴力和刑罚事件都源自“无理由”的理由,作家尽其笔墨来深剖人性的阴暗面,这正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性恶论相吻合。

  在《往事与刑罚》中,主人公便以“刑罚专家”命名,他说:“我的事业就是总结人类的全部智慧,而人类的全部智慧里最杰出的部分便是刑罚。”17“刑罚”,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动用某种刑法对犯了错的人进行惩罚,而“刑法”尤其是酷刑,因其对受刑者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于是充满了暴力色彩。令人惊愕的是,小说中的刑罚专家竟然认为刑罚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并且他对自己所做的刑罚引以为傲:

  它散发着丰富的血腥气息,刑罚专家让陌生人知道:他是怎样对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进行车裂的,他将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撕得像冬天的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对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他施予宫刑,他割下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的两只沉甸甸的睾丸,因此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没有点滴阳光,但是那天夜晚的月光却像杂草丛生一般。而一九六○年八月七日同样在劫难逃,他用一把锈迹斑斑的钢锯,锯断了一九六○年八月七日的腰。最为难忘的是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他在地上挖出一个大坑,将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埋入土中,只露出脑袋,由于泥土的压迫,血液在体内蜂拥而上。然后刑罚专家敲破脑袋,一根血柱顷刻出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的喷泉辉煌无比。18

  在描写这段刑罚的细节时,作家的笔触异常冷静,面对“车裂”、“宫刑”、“腰斩”、“活埋”等酷刑,竟用“纷扬的雪片”、“夜晚的月光”、“辉煌的喷泉”等文学中常见的积极意象来形容,似乎是对读者娓娓道来一段美好的往事,烘托一种和平安详的景象。并且,在叙事节奏上,作家故意放缓,将与刑罚有关的往事分为四段,“真正对我们标明时间的是行为的主体自身所经历的特殊的事件,甚至是一些生活细节,它们是每一个族群、每个人的内在年表或内在时间。”19作家对充满暴力的刑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惊愕与恐惧,也没有立场式地呼号或抨击,而是将这些血腥、尖锐的细节揉碎,不动声色且又不可商量地缓缓流进读者内心,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容和一双怨恨的眼睛看着读者。

  余华的另一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也呈现了血腥暴力的细节,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呼应,并且在对刑罚的具体描写上也汲取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资源。

  作家在小说开始部分便亮出了中国古代先秦以来的各种酷刑:如先秦的炮烙、剖腹,战国时期的车裂、腰斩,金时期的剥皮等。

  除了这些刑罚的简单陈列,小说中还对“墨刑”和“劓刑”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譬如“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钢锯锯鼻子时“发出沙沙的轻微摩擦声”,“整个嘴唇和下巴都染得通红,胸膛上出现了无数歪曲交叉的血流”20等等。阅读小说的这段文字,如同被卷进了充满恐惧、邪恶、血腥的非理性的漩涡,而在作家看来,这种非理性状态下暴力行为的实施恰恰是由于人性最初的欲望所驱动。小说中除了施刑者和受刑者,还有冷漠的“看客”,他们对自己所见到的暴力与刑罚并不感到恐惧或悲伤,而是“有几个人走到他身旁边站住,奇怪地望着他”,“那个疯子用刀割自己的肉,让他们一次次重复着惊讶不已,然后是哈哈大笑”,“他们就这样谈着疯子,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恐惧。他们觉得这种事是多么有趣”21,鲁迅的笔下就多次出现过这种“看客”,《祝福》中听祥林嫂讲述儿子被狼吃的经过,却并非因为同情她不幸的遭遇,而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或者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药》中也到处都有看客的身影,鲁迅形象地将他们比喻成被无形的手捏住脖子伸得很长的鸭。鲁迅笔下的“看客”代表了那个时代麻木不仁的民众,余华笔下的“看客”同样暗指某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很多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明事理,化作熔炉中的一员。倘若有人质疑暴力或刑罚,尚且令人怀有一丝希望,然而,“看客”的神态举动彻底扑灭了最后一丝希望之火,余华笔下的人间就这样冰冷到了极致。

  二、欲望驱使下的复仇心理

  “复仇”主题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古已有之,尽管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复仇作品从数量上来讲少于西方文学,但也足以成为一个题材门类。在上古史料中便有记载,“殷人先祖亥寄身有易而被害,尸分八处,后殷族强盛,以复仇雪耻为名,杀绵臣而灭有易”.再到后来,有了赵氏先祖“大厉”为晚辈复仇的故事,这说明“周人天命观中祖与天的联系,强化了复仇顺天意、敬宗祖的合理性”.

  余华的小说《现实一种》写的便是父母双亲为子报仇而展开的一系列暴力与杀戮。

  王立将中国古代复仇文学分为血亲、侠义、鬼灵和民族复仇等四类,余华笔下的复仇多为第一种,在反映“性恶论”的同时,揭示了人类因血亲关系的影响进行暴力复仇,且又忽视血亲关系的癫疯状态。

  余华小说中在书写暴力死亡主题的同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复仇。复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说,在他的笔下,“暴力”的直接原因是仇恨。他们看似不是为了暴力而暴力,而是为了报复而实施一系列的暴力行为,这种极强的报复心理,不同程度的体现了人内心恶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体现那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恶”,也就是荀子所说的“性恶论”.在《现实一种》中,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摔死了山峰的儿子,皮皮是个年仅四岁的孩子,在认知心理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却对襁褓中的堂弟施以暴力,他使劲拧堂弟的脸,可是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当,反而“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一个耳光”22,又在看似不经意间摔死了堂弟。作家在照应“人之初,性本恶”的同时,也为之后山峰癫狂式的复仇埋下了伏笔。首先,在儿子被摔死后,山峰虐待无辜的妻子并对她施以暴力,“屈起膝盖顶住她的腹部,让她贴在墙上,然后抓住她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了三下”23,然后要杀死自己的侄子皮皮为子复仇,“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响。他看到儿子挣扎了几下后就舒展四肢瘫痪似的不再动了”24.皮皮死后,“一命抵一命”的复仇并没有休止,山岗将自己的亲兄弟绑在树上,在其脚底涂满肉骨汤令狗去舔,让山峰以“笑”这种极端变态的方式死亡,山峰的妻子为了给丈夫报仇,在山岗被执行枪决后捐出遗体令山岗“死无全尸”.兄弟情、叔侄情、夫妻情在仇恨面前变得体无完肤,只剩下赤裸裸的诅咒、血腥和暴力。

  短篇小说《黄昏里的男孩》这篇小说,一开始我们丝毫看不出复仇的痕迹,只是为了惩治一个有偷盗行为的孩子,小说最后让我们恍然大悟,对小男孩的一系列的暴力,都是和他内心中的潜意识有关。孙福儿子的不幸溺亡,妻子出走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于是他将愤怒与仇恨转嫁在了一个贫苦的流浪儿童身上。

  在孙福的潜意识里,妻子是被剃头匠“偷”走的,因此他说:“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小偷……”所以当小男孩因饥饿偷拿了一个苹果时,孙福怒不可遏,“两只手一使劲,‘咋’地一声扭断了男孩右手的中指。男孩发出了尖叫,声音就像是匕首一样锋利。然后男孩看到了自己的右手的中指断了,耷拉到了手背上。”25不仅如此,他还将小男孩绑在树上,命其逢人就大喊“我是小偷”,使小男孩的身心都受到严重创伤,此时的孙福“不再为自己失去一只苹果而恼怒了,他开始满意自己了,因为他抓住了这个偷他苹果的男孩,也惩罚了这个男孩,而且惩罚还在进行中。”26可以看出,孙福已经不再为“复仇”而复仇,而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望,诸如虐人的快感或是因小男孩带来的生意上的红火。也就是说,在余华的笔下,“复仇者”往往是无目的或充满精神上的无意义的,他们大多一开始为复仇而对所谓的仇敌大打出手,施以严酷的暴力刑罚,然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又会渐渐丧失理智,享受或沉溺于施暴的快感中,忘却了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目的,甚至将仇恨无缘无故地转移到其他无干的弱者身上,这正是反映“性恶论”的集中体现。余华小说中在书写暴力死亡主题的同时,复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笔下的复仇多为血亲复仇,在反映“性恶论”的同时,揭示了人类因血亲关系的影响进行暴力复仇,且又忽视血亲关系的癫疯状态。

  余华在谈到他的创作时,不止一次的提到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余华的童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虽然文革没有直接给他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的痛,但是他目睹了周围的一切。文革的那场浩劫,可以说席卷了当时整个的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给国家和人民以重创,甚至它颠覆了人性和伦理。作为新时期的先锋作家,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影响下,文革的那段历史已经悄然进入余华的创作中,余华在创作中的所体现的人性恶,正是他对文革中人们的那种无理性和疯狂的行为的一种记忆再现和反思。对苦难的默然承受,相信命运的安排,正是文革前后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再现,一种历史发展进程的真实写照。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它阻碍了历史发展进程。

  余华小说中的宿命观,是对传统文化因子的吸纳,命中注定的观念,通过精心设置的小说结构与情节来展现,并赋予一种神秘的不可移易的力量,对苦难的坚韧承受,也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细节和日常实际场景。在承续“性恶论”的传统思想之下,作家通过设置意象与叙事节奏的反衬,从内在时间的角度对个体生命进行现代的思考。在作品中,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人的境遇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赋予现在哲思的意味。与这种哲学思考相适应,作家所采取的叙事手法与艺术表现形式,也就具有了先锋实验的性质,从而形成了余华小说的独特气质和鲜明个性。

  ②顾艳:《译界奇人林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0 页。
  ③陈山编:《<论语>编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1 页。
  ④杜占明主编:中国古训辞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年,第 215 页。
  ⑤[清]郭庆藩,王孝鱼校释:《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第 220 页。
  ⑥[清]郭庆藩,王孝鱼校释:《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第  195.
  ⑦余华:《世事如烟》,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第 38 页。
  ⑧ 余华:《世事如烟》,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第 16 页。
  ⑨ 余华:《世事如烟》,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第 21 页。
  ⑩ 崔玉香:《从苦难主题看余华对传统宿命观的承袭》,《山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11洪治刚:《逼视与守望》,《当代作家评论》,1996 年第 2 期。
  12崔玉香:《从苦难主题看余华对传统宿命观的承袭》,《山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
  13孙运元:《冷酷下的宿命--论余华冷酷叙事下的宿命意识》,成都:四川大学,2005.
  14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8 年,第 4 页。
  15李平:《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变化》,载《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濡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346 页。
  16颜世安:《荀子、韩非子、庄子性恶意识初议》,《南京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17余华:《鲜血梅花》,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第 66 页。
  18余华:《鲜血梅花》,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第 67-68 页。
  19耿占春:《叙事美学》,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229 页。
  20余华:《现实一种》,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第 134 页。
  21余华:《现实一种》,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第 136 页。
  22余华:《现实一种》,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第 4 页。
  23余华:《现实一种》,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第 13 页。
  24余华:《现实一种》,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第 19 页。
  25余华:《黄昏里的男孩》,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第 122 页。
  26余华:《黄昏里的男孩》,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年,第 12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