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CN论文网,主要提供代写硕士论文服务,以及了解代写硕士论文多少钱。网站地图

硕博执笔写作,后期辅助答辩

与国内800多家优秀期刊社合作

论文写作发表咨询热线18930620780
您当前的位置:CN论文网 > 法学硕士论文法学硕士论文

危险驾驶罪的各类情形的司法适用性探析

发布时间:2019-05-31
  摘 要
  
  由于在刑法条文中,立法者没有危险驾驶罪给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采取列举的方式限定危险驾驶的范围,使得范围过窄。且当前刑法规定入刑的四种危险驾驶行为即“醉酒驾车”、“竞速驾驶”、“客车严重超员超速”、“违规运输危险品”,但相较于现实当中众多的危险驾驶行为,数量和种类是很少,虽然很多危险驾驶行为可以通过行政法或者其他手段予以规制和处罚,不需要用到最严厉的刑法手段,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增加新的入罪情形是必然的,所以应该审慎的考虑其入罪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尤其是要考虑其所危害的法益是否迫切需要刑法的保护以及入刑后能否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而不能只是因为某一项危险驾驶行为高发,就认为必然威胁到公共安全。其次,既然要审慎的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且能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入罪,那么危险驾驶罪则更应该多方面的考虑现实具体情形,不能因为是抽象危险,就将定罪量刑标准一刀切,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来说,单纯以犯罪嫌疑人血液酒精含量来定罪太过武断,且未考虑总则的“但书”规定,不利于危险驾驶罪得到公正的法律评价。最后还有增设危险驾驶罪的这八年产生的各种司法实践的问题,如量刑情节没有统一标准、共犯认定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梳理,以便明确危险驾驶罪构成和范围,一方面让每个犯罪嫌疑人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判决,在维护好公共安全的同时实现法治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避免与行政法管辖边界发生混淆,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保证刑法的谦抑性。

危险驾驶罪的各类情形的司法适用性探析
  
  对此,笔者将从理论角度和实践角度,对危险驾驶罪的各类情形进行条分缕析,并结合司法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情况,探究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问题,为实现危险驾驶罪的定纷止争起到抛砖引玉效果。
  
  关键词:  危险驾驶罪;司法适用;司法完善。
  
  ABSTRACT
  
  In the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legislator does not have a clear definition of dangerous driving offences, but adopts an enumerated way to limit the scope of dangerous driving, making the scope too narrow. And the four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s “drunk driving”, “speed driving”, “seriously overcrowded driving” and “illegal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goods”stipulated in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are of few quantities and types , compared with many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s in reality. Although many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s can be regulated and punished through administrative law or other means, and the most severe criminal law is not necessary, with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t is inevitable to incorporate new conviction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necessity and legitimacy of its conviction with prudence. In particular,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legal benefits it harms desire for the protection of criminal law urgently and whether it can come into effect in crime prevention after being sentenced. It is not suitable to draw a conclusion that a high-risk driving behavior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threaten public safety. Secondly, since it is necessary to choose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s that can harm public safety prudently, dangerous driving crimes should consider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many aspects. Sentencing standards cannot be slashed only because of the abstract danger of the conviction. In the case of the drunk driving type of dangerous driving, it is arbitrary to simply take the criminal suspect's blood alcohol content into account, and ignore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But Book",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a fair legal evaluation of dangerous driving offences. Finally, there are various judicial practic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eight years of dangerous driving offences, such as the lack of uniform standards for thesentencing circumstanc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accomplices. These issues require further study to clarify the composition and scope of dangerous driving offences. On the one hand, let every suspect get a fair and just judgment, and achiev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the rule of law while maintaining public safety. On the other hand, avoid vagueness with the jurisdictional boundari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ensure the criminal law's modesty while cracking down on illegal crimes.
  
  In this regard,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the various situations of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and combine the various situations encountered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process to explore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dangerous driving crimes, aiming to play a role in attracting jade in the area of disputes resolution of dangerous driving crimes .
  
  Key Words:   Dangerous driving , judicial application, judicial perfection。
  
  引 言
  
  2017 年末,浙江瑞安的一起醉驾案件如同静湖中投下的一颗石子引起了阵阵涟漪。为什么一起普通的醉酒驾驶案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呢?起因就在于这起案件的处理方式上,该起案件的当事人张某在酒后驾驶机动车撞伤一名三轮车驾驶员,也因此被交警部门发现了醉驾违法行为,经抽血检测,当事人张某酒精含量每百毫升 139 毫克,达到醉驾标准。原本这起案件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是当地检察院认为张某主动向交警部门承认醉驾行为,系认罪态度好,并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将伤者送医,先行的主动的赔偿三轮车驾驶员损失 8000 元,属于最高法《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当中情节轻微的情形,在张某自愿完成 30 小时社会服务后,对其作出了不起诉决定。①于是法学界、新闻舆论界围绕着“醉驾可以免刑”、“做公益可以免刑”等论题开展了大范围的讨论。但不管讨论结果如何,这一案件标志“醉驾一律入刑”的规定开始松动,指导思想由重打击向重治理过渡,实践政策开始偏向精细化,这在之前是前所未有的。
  
  从 2010 年 8 月刑法修正案(八)出台,醉酒驾驶、追逐竞驶等行为入刑,危险驾驶罪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再到 2015 年 11 月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将“两超一危”作为新的危险驾驶罪类型,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维护自身安全的需求,特别是对交通安全方面的迫切需求。而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初衷也是在回应群众需要,体现刑法对法益的提前介入和保护。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浪潮下,快速变革的中国社会对传统刑法带来的冲击,而危险驾驶罪作为刑法领域中的冰山一角,也迎来新的变化和发展,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问世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 1 章 危险驾驶罪的新形势及概述1.1 危险驾驶罪的新形势。
  
  1.1.1 危险驾驶犯罪率呈下降趋势。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在 2017 年 1 至 10 月期间全国交警部门共查处危险驾驶涉案人员 16 万人,在查处的危险驾驶案件中,醉酒驾驶案件占 99.25%;严重超员案件占 2.87%;追逐竞驶案件占 0.11%;严重超速案件占0.06%;运输危险物品案件占 0.03%。①笔者以占比最多的醉驾为样本进行深入分析,2011 年至 2017 年,在驾驶员和汽车保有量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因酒驾、醉驾的重大和一般的交通事故连年下降,事故发生数、受伤人数、死亡人数等三项指标也均有一定程度下降。②虽然醉驾占危险驾驶罪基数的绝大多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内庞大的驾驶员群体,在交警部门的从严打击和大量曝光下酒驾、醉驾行为已经呈现出下降趋势,如上海、浙江、重庆等地醉驾案件下降的幅度较大。说到这可能依旧有人要提出交警部门懈怠、违法当事人机智躲避等原因也会造成下降的表现,但不能否认代驾事业的蓬勃发展就是酒驾、醉驾案件下降的最好佐证,据不完全统计 2016 年代驾增长的尤为迅速,达到 2.16 亿单。由此可见,“开车不喝酒道、喝酒不开车”的观念深入人心,驾驶员开车更加文明,道路环境更加安全,群众法治意识显着提升,法律权威得到有效确立。
  
  1.1.2 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自动驾驶汽车不再是科幻电影中的特有物,而是开始真正走入寻常百姓的现实生活。诸如谷歌、特斯拉、百度等高新科技企业均在大规模地研发自动驾驶技术,2017 年 7 月 5 日百度公司的“百度无人驾驶汽车”已经驶上北京的五环,自动驾驶技术已经正式进入国人视野和生活。
  
  2018 年 4 月 3 日出台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中明确规定:“在测试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说明从规范意义上重大自动驾驶交通事故正式进入了我国刑法的视野,①也揭示出未来自动驾驶技术将可能造成法益的重大损害,特别是对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如醉酒状态的驾驶员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这一行为该如何认定其主观状态、自动驾驶汽车的危险驾驶罪着手认定、自动驾驶技术的瑕疵界定、有瑕疵自动驾驶汽车生产厂商的连带责任等,因此笔者认为要必要提前研究相关概念,做好应对新挑战的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法学界同样适用,不能因为法律固有的滞后性,就墨守成规,不积极应对新变化新挑战。
  
  1.1.3 刑法对风险防控的有限性逐渐成为共识。
  
  风险社会源自于工业革命后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快速形成的现代社会,人们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高效便捷的同时也承受着随之而来的社会风险,而风险社会正是诞生于此阶段。风险社会理论由德国着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 年正式提出。 近些年,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件、药品安全事件、重大交通事故,不断挑战群众对于社会安全的忍耐极限,而其中交通事故又以发生次数最多、造成财产损失最大、伤亡人数最高等因素被广大国民所关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风险社会随之产生,故以规制抽象危险犯对象的风险刑法应运而生。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亮点就是风险刑法得到了认可,②而《刑法修正案(九 )》对危险驾驶罪进行了修改与补充,扩大了危险驾驶罪的入罪范围,这反映了我国对危险驾驶犯罪予以刑法控制的决心。在风险刑法的视角下,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危险驾驶罪扩大了本罪的评价范围,符合了公众对安全诉求的呼唤。但在风险社会理论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也要看到有些风险是伴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产生的,在一定的阶段中是始终存在的、无法消灭的,而我们能做的是把它控制在正常合理的范围。且法律作为防控社会风险的手段之一,刑法作为法律最后的防线,更不能将防控风险的所有责任一肩挑之。
  
  1.2 危险驾驶罪的概述。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中新增设的,是前所未有的。说到危险驾驶罪就不得不提到两组概念,第一组概念就是实害犯和危险犯,实害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实际损害为成立要件①,并以有无损害结果作为既遂标准。危险犯是实害犯的对称,只需行为侵犯法益对客体产生危险即可,无需实害结果发生即能成立犯罪②。第二组概念就是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是危险犯的两种分类,国内外法学界对于如何具体区分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一直都没有定论。具体危险犯一般是指行为对法益的侵害达到了现实化可见的程度,需要司法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而抽象危险犯是法律拟制的危险,是一种抽象的危险,即只要一有实行行为,则认为有危险发生③。梁宾博士则认为抽象危险犯是通过大量统计抽象化某一类危险行为本质,并用精炼的表达出来。
  
  但不管如何定义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我们能看出这样的规律即实害犯的法益侵害程度大于危险犯,具体危险犯的侵害程度大于抽象危险犯,但与之相反的是刑法的保护力度是正好与其成反比,即危险犯大于实害犯,抽象危险犯大于具体危险犯。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与具体危险犯比,抽象危险犯中刑法的保护无疑是最早,在行为开始之初刑法就介入了,而这也防止了实害结果的发生。大部分危险犯都集中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这一章中,由此也可见保护国家对公共安全的重视程度。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既然抽象危险是立法者已经设定好的危险犯,自然就不用在去具体判断是否存在危险,只要判断其是否符合此前设定危险行为类型就可以,如果属于该类行为就推定其具有危险,对于此点笔者并不认可,抽象危险犯作为法律拟制的危险就更加需要具体判断。为什么这么说?众所周知,立法本身使用其固有缺陷的,其罪名的设立及犯罪行为的描述可能带有当时所处的局限性,而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司法者手中没有具体判断的权利,只能咬文嚼字、墨守成规,一旦被认定为犯罪,剥夺的就是人们的自由、健康,乃至生命。如果因为立法的不完善或者立法者一个微小的失误导致了错误的判决,这与立法者、守法者所期望的公平公正是背道而驰。其次在刑法学中有一种概念叫不可能犯,其所指的就是即使意图犯罪之人实行了侵害或者危险行为,但因为其没有侵害或者危险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该侵害行为或者危险行为不被认为是犯罪,所以我们回归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这一角度上来看,虽然抽象危险犯看似是一些相对较轻微的违法犯罪,而具体危险犯所带来的实害更紧迫,对法益的侵害度更深,但立法者仍然认为抽象危险犯会给法益带来危险,需要提供比具体危险犯更加全面且特别的保护,这种保护就体现在刑法的提前介入上,简单来说就是把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也意味这存在更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仅以一种单一的概括性的描述去定义犯罪行为,而不附加任何条件,容易曲解立法的原意,造成概念的混淆。如从《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驾驶罪的具体规定看,设定了“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两类行为,但只在追逐竞驶中有“情节严重”的表述,要求做具体危险的判断,而醉酒驾驶中则没有相关表述。同样都是危险驾驶罪,都是抽象危险犯,为什么一个需要具体判断危险性,一个不需要呢?诚然醉驾行为导致太多太多的悲剧,需要法律严厉打击,但不能仅用“醉酒驾驶机动车”去表述,需要对该行为进行限缩,如加上“上路行驶”、“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等,限定其行为的外延范围,防止打击面过宽。
  
  【由于本篇文章为硕士论文,如需全文请点击底部下载全文链接】
 
  
  第 2 章 危险驾驶罪理论问题研究

  
  2.1 关于“但书”规定与刑法分则的关系
  2.2 抽象危险是否需要具体判断
  2.3 危险驾驶罪未完成形态
  2.4 危险驾驶罪“着手”的认定
  
  第 3 章 危险驾驶罪司法实践中的问题研究
  
  3.1 主体适格问题
  3.2 主观方面区分不明确问题
  3.2.1 如何认定隔夜醉驾的主观状态
  3.2.2 如何认定醉驾人员使用自动泊车功能停车的主观状态
  3.3 客体认定不准确
  3.4 客观方面认定标准不明确
  3.4.1 随意超车问题
  3.4.2 送车过程中的超速问题
  3.4.3 公交班线车超员问题
  3.5 违法性阻却事由适用空白问题
  3.6 期待可能性适用问题
  
  第 4 章 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
  
  4.1 外部环境
  4.1.1 人要素在危险驾驶罪中的体现
  4.1.2 车要素在危险驾驶罪中的体现
  4.1.3 路要素在危险驾驶罪中的体现
  4.2 内部因素
  
  第 5 章 从行政违法犯罪化的角度对完善危险驾驶罪的思考
  
  5.1 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的不足之处
  5.2 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的原则
  5.3 对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的完善

  第 6 章 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探讨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一方面通过从理论角度探讨“抽象危险犯是否需要具体判断”为危险驾驶罪精确定罪的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结合笔者自身工作对现有刑法规定四种危险驾驶罪行为类型探讨以求能为危险驾驶罪精细化量刑提供合理建议,同时结合国内外实践现状,尝试归纳危险驾驶罪类型化的普遍性特质,以便明确危险驾驶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并为危险驾驶罪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以及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深愧于自身的法学知识的浅薄,只能提出浅显的见解,研究的成果也比较粗陋,离定纷止争的目标仍然有很远的距离,特别是风险刑法对传统刑法的改造、行政违法犯罪化的边界等方面亟待进一步明确,为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提供相对清晰合理的标准,明确刑法与行政法的分界,并在充分利用其他社会手段以及行政法抑制危险后,再启用刑法规制上述手段无法抑制的危险。同时在即将进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日,我们还要面临自动驾驶技术对危险驾驶类犯罪以及刑法的冲击和变革,在这一领域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点击下载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