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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变更权保护制度完善建议

发布时间:2019-02-22

第四章 姓名变更权法律保护制度完善建议

  姓名变更权具有私法性质和公法性质。解决姓名变更权立法完善问题,主要是解决姓名变更权于自然人主体的法律功能和作用的问题,以及姓名变更权在民法典及民事法律中的体例问题,之后才是解决户籍行政部门对姓名变更程序及条件的具体规定问题。

  首先,姓名变更权是一种重要的人格权,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所享有的权利。因此,保护自然人姓名变更权,不仅是尊重自然人基本人身权利的体现,更是一个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在法律上均承认与保护自然人变更姓名的权利。在法国,“凡能证明有合法利益的人,均可请求更改姓名。改名申请,应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如涉及无行为能力人,应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向家事法官提出。”而《意大利民法典》

  第 6 条亦明确规定:“每个人依法享有姓名权。更改或者添加、删除姓名,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当姓名变更权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那终将意味着任何自然人的自由发展都将有面临着被国家、社会或他人侵害的可能;任由行政机关擅自裁量自然人的姓名变更权利,不仅使得公自然人更姓名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也使得自然人姓名变更权的行使依然摆脱不了人治的桎梏。

  其次,姓名变更权既是民法权利,同时又是基本权利。作为重要的私法权利,权利主体有权依照法律请求予以保护,体现权利主体对他人的防御权能;作为基本权利,一方面是个人得以其意志请求国家不予侵犯,体现权利主体对国家的防御权能,另一方面国家公权力应对基本权利予以尊重与保护。

  再次,自然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处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自然人变更姓名会对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产生各种影响,可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及民事商事等活动无序局面。所有的权利都有规范的维度,权利最终都要由规范来确认,包括受国家或者法律的保护和限制,而对姓名变更权的限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姓名变更权。

  第一节 突出姓名变更权的民事权利地位

  姓名变更权的行使不仅涉及个人的利益,而且也涉及社会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姓名变更权在显示私权利属性的同时也意味着自然人享有变更姓名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前提是对私权的合理规范,它“恰如面包圈中间的那个洞,如果没有周围一圈的限制,它只是一片空白,本身就不会存在”。因此,合理规范的姓名变更权,能够有效地引导自然人正确行使姓名变更权之自由,防止私权滥用的发生。

  姓名变更权的多重权利属性表明,对于保护自然人姓名变更权要突出其作为自然人人格权的私权属性,又加之公权在姓名变更权行使过程中会产生滥用的可能,故此也需要控制公权的介入,适当给予私权必要的限制。完善姓名变更权制度的过程就是突出其私权性质,保护并适当限制并最终达到平衡的过程。

  一、保障自然人享有平等姓名变更权

  保障自然人享有平等的姓名变更权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于姓名变更权作为人格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应受《宪法》第 38 条规定的保护;姓名权还是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应受民事法律等相关法律的保护。即,应突出姓名变更权的权利属性并彰显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地位,使之作为法定的权利得到承认。二是自然人在出生之后由于户籍管理登记的需要,须由其监护人或者抚养人基于亲权代为设定;自然人成年后有权基于自己意思表示而变更姓名,包括变更出生时由父母代为设定的姓名以及自己设定的姓名。自然人变更姓名,只需要单方面的表示即可生效,但是姓名属于居民身份证等个人身份文件的法定登记事项,基于防范私权的过度行使而损害公共利益等考量,其变更非经行政登记不得生效。由此观之,保障自然人享有平等的姓名变更权是满足个人意思自治、彰显姓名变更权私权属性的需要。

  二、确定变更要件以防止私权滥用

  姓名作为一个人的社会标识,因自然人参与社会生活而被广泛运用和传播,涉及户籍、教育、社会保障、技术资格、交通通信、征信、信贷、支付等方面,涵盖人社、房管、税务、工商、公安、银行等部门机构。因此,自然人任意行使姓名变更权,不仅徒增行政资源和管理成本,也会造成社会生活关系的混乱,既妨碍姓名变更人自身生活也使得公共利益受损。为了防止私权被滥用,在对姓名变更权进行法律保护的同时,应当对姓名变更进行合理规范,应明确变更姓名的要件。法律、法规应当合理地设置自然人申请改名所具备的实体条件、应提交的材料和应履行相关程序义务。这些前置义务的规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自然人审慎对待姓名变更,并对行政机关是否准予变更产生合理的心理预期,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如果自然人请求不符合实体要求、提供的材料不齐全或者没有履行相关程序,将承受相应的不利后果。

  三、明确变更之后应尽的法律义务

  姓名的变更不仅会对自然人自身造成一定的影响和负担,而且也会对置身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姓名变更人产生相应的法律义务。我国今后在制定相关的新规定时应明确规定自然人在变更姓名后,必须在规定期间内修改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社会保障卡、工商登记等基本个人信息;对于毕业证、驾驶执照、以及专业资格证书之类的相关证件,如其上名字没有必要改变或者不宜改变,还应明确姓名变更人须履行何种手续以确证变名前后一致性。以上应务必做到可以全国联网查询。如果自然人在变更姓名后没有履行向税务机关、债权人、合伙人、共同债务人的通知义务,因而造成相关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利损害的,姓名变更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及其他不利后果。不利后果的承担,可以督促姓名变更人及时履行变更后应尽的法律义务,达致权利义务的相对平衡。

  四、注意姓名变更权的动态平衡

  司法权力的产生来源于公私权的分离,随之而来的是司法权力为私权提供公力的救济。在姓名变更权的事项中,相对人因不服行政决定而引起行政诉讼,形成私权与公权的对质。总体上,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起着维持私权与公权相对平衡的作用。法院在化解矛盾过程中,如要更为有效地解决争讼,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与相关的个案联系起来,来实现价值判断。在个案中,法院应对于更名申请理由及不予准许的依据做好司法审查。行政机关应当对涉及较多的“是否有悖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以及“何为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作出阐释,对作出不予准许的依据作出说明并及时告知相对人。法院在对模糊的法律概念进行价值判断时,也要与具体的案例联系在一起,做到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比如,“学雷锋”“恶魔”“金钢”这些名字是否与公序良俗相冲突,需要从立法的目的和精神,以及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人格权利内涵、公德秩序的内涵等出发。唯经如此作出正确的司法判断才能令人信服。

  二是也要关注价值观念的不断变化。对姓名变更权利限制的司法审查标准进行及时更改,彰显姓名变更权所具备的民事权利属性。“权利和法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也受到社会经济和关系的制约。不能偏离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其所延伸出的文化发展。”经济社会的进步,自由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观念变化,对于姓名变更权产生的保护与限制的影响力,会不断变化。未来,对一些相对模糊的专属概念、词汇,如公序良俗、公共利益的理解也会更为深入。随着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以后在今天看来是所谓的“恶俗之名”有可能会被视作正常。所以,法院在对姓名变更案件的审理时,一定要具备开放性,以实现与时俱进的效果。

  第二节 运用实体和程序控制公权

  一、统一姓名变更规定

  姓名变更权作为自然人的基本民事权利,已由《民法通则》予以确认,《民法总则》亦对姓名权进行了确认。无论是《民法通则》《民法总则》还是《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实体性原则,但并无具体规定诉讼程序,实体权利如何保障成为问题。为了保障自然人合理有效地行使姓名变更权,规范自然人变更姓名,首先应该考虑制定全国统一的、系统的立法,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加以细化,使之便于操作,以逐步完善姓名权法律制度;其次,姓名变更权作为自然人基本权利,应由法律予以具体规定,还没有被纳入法律的,应由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决定,授权国务院基于实际的需求,制定行政法规。具体可以通过制定《姓名法》或《公民姓名条例》来对姓名变更权进行系统规定,以完善对姓名权的规定。再者,在现行立法状况下,行政机关不应对已经确立的民事权利设置诸多限制。“如果一项权利自始无法行使,甚至被政府公然设置障碍,就根本无权利可言”。应对改名的正当理由及正当的认定标准、有无改名次数、改名年龄限制、具体程序及提交的申请材料等问题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且宜倾向于个人利益优先。在规定姓名变更权并以列举形式表述时,应采“列举不可以的情形+一般情形条款”模式,如此则“其他的情形”都是允许变更的情况,而不应侧重采取“列举可以变更姓名情形+一般情形条款”模式,否则有违背《民法通则》赋予姓名变更权的规定和私法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之法谚精神。此外,应考虑到,随着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变更姓名本身对社会管理成本及秩序稳定性上的影响,也未必有想象中的严重。

  1.申请主体的适格性。权利主体不同于申请主体,在权利主体未成年的情况下,其姓名决定权一般情况下是其父母基于亲权代为向户籍登记机关申请登记,不过《户口登记条例》第 18 条对于姓名变更权也作出了相关规定:请求变更姓名者若是不满 18 周岁,由其父母或监护人向公安机关申请;若是年满 18 周岁,要由本人申请;公安部《初步意见》规定,“未满 18 周岁的公民,要将乳名改为大名,只要本人或者他们的父母进行申报,便可进行变更”,“但被收养或被认领的人年龄较大的,须征得本人同意,才可给予变更”。以上二规定均规定不满 18周岁的人有变更姓名的申请权利,而地方规定多规定未成年人之姓名变更由父母或者监护人申请,两相矛盾。在很难认定未成年人对变更姓名尤其姓氏这种事物具有了认知并表达其真实意愿的能力的情形下,赋予未成年人申请变更的权利,似有不妥。2014 年《姓名权立法解释》认为行使姓名权属于民事活动。而《民法总则》规定,8-1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事法律行为的实施应由其代理人来完成,或者得到他们的同意或者追认,但对于纯粹的获利行为,可独立实施,并可实施与他们的智能和年龄相符的民事法律行为。故而,以行为能力作为是否赋予申请权利的标准,并以意思能力作为变更时是否参考子女意见的标准是较为科学的。

  2.区别更姓与更名、确立改名从宽原则。我国虽没有区分更姓与更名,但或许考虑到称名相较于称姓的区分功能更加显现,以及称姓的传统和身份的价值更加重大,公安部《初步意见》第 9 条第 2 款规定,“18 周岁以下的人,申请由乳名改大名的,根据本人或者父母的申报即可给予变更”,对变更称名有所放宽。

  在立法思想上,一是应该区分称姓的变更和称名的变更,二是在符合规范性和适当性的要求且不违反公序良俗情形之下,应该遵循“改名从宽”原则。名和姓有差异,姓氏的更改关系到传统、伦理;随着网络技术以及脸部识别技术等科技的发展,称名的变更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小;且随着个人自由权利的发展,其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利益将逐渐让位于个人自由利益。对于改名,应赋予更多自主精神,给予私权更大的空间。户籍管理部门和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个人自由利益和更名后在民商事活动中产生的社会成本利益,并结合个案予以决定是否支持更名。

  3.变更事由。关于选取姓氏,我国《姓名权立法解释》明确了可以在直系长辈血亲及法定抚养人以外的抚养人的姓氏间选取,其他的则须满足不违公序良俗和有“正当理由”。公安部《初步意见》第 9 条第 2 款规定,严格控制 18 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变更姓名,若是理由不够充分,不能准其改名。日本户籍法第 107 条第 1 款则更为严格,要求满足“不得已之理由”。“得为”变更姓名的规定中,上海有 3 种,深圳有 9 种;此外,福建有 7 种更名和 5 种更姓情形。

  变更称姓事由多集中在以下方面,如早期登记错误,文字改革和书写习惯错误造成“戴”写作“代”,“萧”写作“肖”,“潘”误录为“泮”(音 pàn),“于”误录入“於”,返祖姓等。以上事由,当不违公序良俗与“理由正当”。如“恶魔”之变更当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因其容易引起公众不良反应;“学雷锋”之变更当认定为违反“理由正当”。

  对于离婚后、再婚后、收养关系消灭时的子女称姓变更,应以父母姓氏为原则、以第三姓为例外,重点考察当下公序良俗内涵,并以子女意见为主;如无表示能力,则应以父母意见一致为准,毕竟最初的“冠名权”下的冠名行为是意思一致(合意)的结果。对于离婚后子女变更称姓或者称名的情形下,应以子女利益(尤以物质利益为先)为优先之考虑,如因之可以允许未成年子女之姓氏改为现(继)父或母之姓氏。

  应予权利人充分行使变更名字的充分自由,怎样才算“情况特殊”、什么是“理由充足”,要交给户籍管理机关根据情况来进行考量,不过要以公序良俗为底线。变更称名事由主要集中在以下:1.易引起歧义和歧视(人格贬损)。名字易引起歧义的,如台湾的“黄志家(指甲)改名案”;易引起歧视的,如英国的“本·拉登”案;2.情感原因。情感原因是因为喜欢或者不喜欢的原因变更称名(单纯喜欢的,有奥古辜耶案、闫宇奥能案、北雁云依案、赵 C 案;单纯不喜欢的有高小妹案、蓓蕾案、孙义应案);3.客观困扰。引起客观困扰的,如“左天霞案”和“金钢案”,唯二者不同之处在于:“金钢”的称姓选取不在父母姓氏之间。

  我国的实务中,因情感原因申请变更而给予变更的情形较少,对于因客观困扰而申请更名的则多要求提供证明。而在日本“暴力团成员更姓案”中,法院提出,申请人之姓属于原暴力团成员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如果其在脱离暴力团组织后会影响到自立更生的能力,则应适用“不得已之事由”而允许其变更。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第 399 号解释对涉及“黄志家改名案”的“名之雅与不雅”阐释道:“主要源自于姓名权人的主观价值观念,主管机关对其认定时要予以尊重。”可见,日本与台湾对于于情感上的原因申请变更称名,给予较大尊重。

  4.姓名的规范性和适当性。规范性主要指变更时姓名在用字上符合规定性。

  如姓名结构、字数、字义是否引起歧义及歧视、是否可用非汉字等。姓名结构上,自古以来都是“姓氏+字辈+名字”或者“姓氏+名字”的结构,其中,“字辈”于北宋年间形成传统。此两种传统上的姓名结构应予遵循。如在“柴岗英子”的姓名中,“柴岗”明显不同于传统复姓和当今的“双姓”,虽结构上相近但带有明显的日本特征,如允许广泛使用,是否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冲击,值得研究。

  此外,双姓的存在,本质上是在男女平等的社会背景下,父母在子女冠名权上的妥协。双姓在功能上既能使得体现身份血缘的姓氏传统得以传承,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子女冠名权之争以及避免离婚后子女更改姓名的纠纷和诉讼,且对于缓解重名现象亦有积极作用。双姓之间的第 N 代取姓,应用关于姓氏字数、名字字数、姓名结构的规定来进行规制,以解决第 N 代取姓称名问题。

  关于姓名用字,如“赵 C 案”中“C”的使用,《居民身份证法》第 4 条虽规定了“居民身份证使用规范汉字和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填写”,无论“C”是否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对于姓名的用字,当用规范汉字,此符合中国传统,应为公序良俗之要,因为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登记”仅为一项内容,对于出生年月、户籍地址等事项并无限制使用数字符号。该案中一、二审法院及当事人对此均无很好把握。

  字数之限制当以不影响姓名之表征个体与区分他人的效果为主要考量,如字数过多,虽便于区分他人但不易于识记,则表征个体的功能将下降,从传统上考量,字数不宜超过 5 字或者 6 字。《姓名登记条例(初稿)》第 8、13、14 条规定当有借鉴意义。第 8 条关于双姓规定是一种适应社会情势变化和姓名登记的实际需要的规定,唯只在父母之间选取称姓值得商榷。

  一般情况下,在姓氏的选择上,以父母之姓氏为原则,以第三姓为例外。因此,姓名的适当性主要集中于称名的适当性。对未成年子女变更姓名时应考虑:

  一是参考未成年子女的意见(限制行为能力但已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虽其对称姓的文化及法律意义的理解未必透彻);二是考虑称原姓对子女的消极影响;三是考虑改姓对子女的积极意义,成年人变更自己的姓名,当考察理由是否充足、是否违反公序良俗。

  5.变更次数。如前所述,我国台湾地区修订后的《姓名条例》关于改名次数,规定为一般情况下 3 次,日本则无明确规定。我国有地方则无视合理与否而简单地规定为 1 次或者 2 次。频繁更名自应受到限制,如“闫宇奥能案”中闫蕾-闫磊-闫才源-闫宇奥能的变名轨迹。首先,应当区别对待称姓变更与称名变更,称姓变更原则上 1 次为宜,因父母离婚、再婚、收养关系等原因变更,可再变更 1 次;称名变更,似应多于 1 次,以 2 次为原则,“客观困扰”等特殊情况下不以 2 次为限;对于“客观困扰”之外的情形的限制,可以附以“变更间隔”的规定予以限制。对于禁止变更姓名的情况,如公安部《初步意见》第 9 条第 2 款第 4 项规定的“一律”不准变更的规定显得“过硬”,毕竟姓名变更权不是我国法律规定的“政治权利”,如予禁止则有违权利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尤其是在进行民法表达时,不可做禁止之规定;其“软化”的方式,似可区分情况并考虑禁止期限予以规制,也可在程序上给予严格审查予以一定的限制。

  二、行政听证程序运用

  行政听证程序的设置和运用非常普遍,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管理领域都可运用。比如针对姓名变更所进行的行政确认事项,行政听证程序还提供了一个平台以供双方对质,使申诉人可以向行政机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行政机关也可就不批准改名的理由做出解释。在听证程序中的进行质辩,有利于运用具体案例厘清诸如“公共利益”“公序良俗”“不得已之事由”等概念的内涵,达致道理越辩越明的效果,进而使得行政决定更趋合理,减少因误解和不明所以而引起的不必要争讼,节省更多的行政和司法资源。

  在设置听证程序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决定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又要注重行政行为的效率。不分情况、不分皂白地对任何案件和事项都引入行政听证程序,无疑会违反程序设置的初衷,加重行政部门的负担。对于不涉及公共利益、争议不大的变更申请事项,或可视具体情况或经当事人同意后,决定采取书面答辩、电子通讯方式来听取相关意见,并将所依据的资料阐述出来。

  三、说明理由制度运用

  阐明理由指的是登记机关如果对相对人的请求不予通过,应阐述出所依据的理由,以供未来行政复查和司法审查。只有这样,行政部门才不会无视听证程序的存在,对于相对人所申诉的意见也会耐心地去听取。设置这类程序,对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也起到了有效的束缚。

  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是户籍管理部门在拒绝自然人的改名申请时常用的理由,不过运用这种理由时需对内涵进行申核。若申请因此遭到拒绝,则因为公序良俗内涵和外延不清,使得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变成一种价值判断。户籍管理机关应当将这种内心判断作为作出决定的依据和理由向申请人阐明,否则其任何行政行为都将可能被视为不可预测的专横权力。因为,无论拥有多么合理理由的申请人,在拥有审查权力的行政机关面前,于未进入诉讼程序之前总显得那么无力。因此,对姓名变更等事项,说明理由制度的引入将有利于限制公权力过分干预自然人行使姓名变更权并保障相对人的知情权。

  对于不予准许变动的决定,行政部门须有足够的、合法性和正当的依据支持其主张,并经对行政相对人充分说理论证,该理由方可有效。比如“学雷锋案”中,应对芦某某更名为“学雷锋”的申请,公安部门仅以“明显不切合社会公序良俗”为由拒绝,而缺乏对理由与依据的叙述和阐释,难免让人不服而致争讼。

  第三节 适当限制姓名变更权的行使

  姓名变更权是姓名权的重点内容,对它的保护也能体现出社会在私权保护上的进步,所以应该对其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自然人私权的完整性。由于姓名变更权往往关系到自然人的财产权益、名誉权和荣誉权,所以一般在自然人的姓名变更权被侵犯的同时,其财产权和名誉权、着作权也或会受到侵害。人有行使权利的自由,但是任何人的行为,在涉及他人的那部分,须对社会负责。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权利,因此没有“绝对的权利”。各国宪法或者法律在体现出对基本权利的尊重的同时又基于社会秩序、公共道德考虑对姓名权等人格权进行限制。个人自由须有一定的界限,权利的行使不应超出一定的限度。对姓名变更权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国家公权力介入姓名登记过程中。

  一、公权力介入的必要性

  (一)从姓名登记性质考察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愈加复杂,姓名越来越具有社会价值,因此将姓名纳入登记管理是必要的,而登记管理本身标志着一定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在现代社会,这种规范化和标准化只会得到加强,而不会减弱。

  因此一方面对于作为姓名权核心权利的姓名变更权需要保护,另一方面需要对姓名变更权加以规范。

  《民法通则》第 99 条和《民法总则》第 110 条的规定明确了姓名权主体享有的权利。《户口登记条例》规定了申请变更姓名登记的主体、管理机关等。权利由民法基本法律规定,公权介入亦由相关法律规定。而申请变更姓名,如前所述,是行政确认之下的行政变更登记行为。

  因此更有必要确认姓名登记的行政确认性质,而姓名变更登记是行政确认下的变更登记,承认公权力对姓名变更权的介入的必要性,一方面破除姓名登记是行政许可的错误认识,防止对姓名变更权过分干预和限制,另一方面切实保障自然人正确行使姓名变更权,使得姓名变更权在可控范围内行使,便于跟踪管理。

  (二)从权利的有限性考察

  姓名变更权作为人格权利,是一项为《宪法》第 38 条规定应予保护的基本权利,《民法通则》第 99 条亦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和姓名变更权。自然人享有对姓名的使用,自然不违法理。姓名变更权作为民事权利,其行使并不是无限制的。《民法通则》第 7 条规定,民事活动不能违背社会公德,也无损于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不产生不利影响。除不得违反强制性规定及其他人的合法利益外,《民法总则》第 143、153 条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民事活动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姓名权属于一种绝对权,其义务主体人数较众,而且不固定,正是由于这一点,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才要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姓名变更权,以防止人们对姓名权的滥用。不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与他人保持着特定的社会关系,所以行使自己的姓名权也会影响到正常的社会关系。更改姓名时若是损害了他人利益,或者与公序良俗相冲突,都会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然人的改名权是很有必要的,俗语“姓名是你自己的,但别人叫的最多”也恰好阐述了这一观点。

  从基于传统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来说,也不允许自然人在起名时有伤风化,或者破坏伦理道德。日本《户籍法》也规定,“子女在起名时必须使用通用而且易于辨认的字”;巴西民事登记法也有如下规定,“在申请姓名登记时,官员对于古怪的名字可拒绝登记”;阿根廷针对婴儿取名,也作出一定的限制,即对于不道德的、寓意政治意识形态的名字则予以拒绝;英国则通过判例的形式确认了这一规则,2002 年 5 月,英国有夫妻为新生子起名叫“本·拉登”,有关部门劝止未果而引发诉讼,最后也被法院驳回:因为本·拉登属于恐怖分子,为子女起这样的名字会有违社会公德,引发众怒。

  “学雷锋案”中,原告芦某某想要改自己的姓名为“学雷锋”,虽然从字面意思理解,好像是充满正能量,但姓名比较怪异,和传统的取名之法不符,若是允许其改名,可能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此外,前述“赵 C 案”若不是以调解结案而是赵 C 胜诉,则是否允许“赵 CC”的存在甚至是“ZhaoCC”的存在?所以,这种更名在常理上,也不应该得到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支持。

  所以,在限制姓名变更权上,至少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权利实体的限制,即自然人在变更自己的姓名时,必须尊重民法基本原则,如“公序良俗”“公共道德”;二是程序上的限制,变更姓名必须到户籍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非依变更登记程序,姓名的变更不产生公示效力或者不得对抗第三人。

  二、公权力介入的界限

  公权力介入姓名的变更活动中,有利也有弊。适度的介入对于自然人行使姓名变更权可形成有效的引导效果,使法律能落到实处;不过介入程度过深,可能会影响到姓名变更权的行使,使得姓名变更权名存实亡。有学者提出:“对于公共利益的必要维护,以及不侵犯自然人最低限度的权利,实则形成了权利为求‘公益’而对私人可做干预的两大程度限制。”该限制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也是公权介入姓名变更权的标准,不过,还要对其进行具体化,判断标准也要相对客观。

  也就是在利用这两大限制来对公权介入姓名变更权作出限制的同时,也要对两大因素进行考虑:即公权介入姓名变更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所谓的合法性,就是指这种介入应从立法层面作出规定;而合理性即为自然人的姓名变更权理应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与尊重,而每种限制权利的规定都应以合理作为立足点。

  通常来说,限制个体权利是为了公共利益,如果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而进行限制必然不合理。就是说,公权力应当在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前提下介入姓名变更权,而也只有这样的介入才能使得公权力被限定在“必要限度”内。一般而言,在法律没有作出明文规定时,公权力需要借助两个理由而介入姓名变更权,一是出于公共利益,一是为了公序良俗。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弄明白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的主要含义以及适用范围,那就要对姓名变更权行使的边界与维度作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学雷锋案”之类的不合理的改名诉求。

  (一)公共利益与姓名变更权

  当前,借助公共利益来限制自然人行使姓名变更权的情况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姓名权的行使扰乱了登记机关的正常工作;二是同意了自然人民的变更姓名权可能会起到帮其逃债的作用;三是罪犯可能会借助改名而逃脱法律的惩罚,而危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鉴于这些理由,公安部以及下辖的各级公安机关都严格限制了自然人变更姓名的权利,只有在少数几种特殊情况下,才可能会受理改名诉求。

  分析公共利益的抽象概念可知,公共利益是一种实质性利益,甚至相当具体,应从客观现实出发对其作出评判,不能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单一的理由,还要运用客观的、可见的标准对其进行评价。因此,只是出于降低成本考虑,严格限制成年自然人的更名权是不可取的。在判断姓名的变更是否会影响公众利益时,户籍管理机关具有较为灵活的裁量权。为了防止户籍管理滥用公共利益原则,对其进行放大或缩小,对于公共利益也要建立严格的认定标准。并在姓名没有得到变更之前,为了保证相对人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应将听证程序引入其中。

  (二)公序良俗与姓名变更权

  公序良俗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公共秩序,二是善良风俗,不过其内涵并不够精确,随着时代变化其也在发生着动态改变。普世伦理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不过世界各国文化不同,社会风俗差异也很大,而判断标准也主要源于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所以,为避免公序良俗被随意解释而使得自然人的姓名权被无端限制,也要针对当前的社会现状,就公序良俗制订明确的认定标准。

  用条文去尝试规范该原则的范围,看上去似乎是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不过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我国当前已进入价值多元化时代,用明文对“公序良俗”的内涵进行界定和规范,可能不太现实。这是因为公序良俗原则属于抽象程度很高的法律原则,而公序良俗也深受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要想使其在行政实践和司法实践中得到准确的应用,那就要对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进行分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通常与公序良俗产生较大的冲突的行为类型无非以下 10 种:1.与国家公序相违的行为;2.危害家庭关系的行为;3.违反了两性德行的行为;4.射幸行为;5.与人权和人格尊严产生冲突的行为;6.对经济自由造成限制的行为;7.有违公平竞争的行为;8.与消费者保护理念发生冲突的行为;9.与劳动者保护理念发生冲突的行为;10.暴利行为。

  对于有违公序良俗的行为进行类型化,可为户籍管理机关和司法机关在个案处理上提供有效的参考。而在世界范围内,着名的更名事件有以下几例,比如严重冒犯人格尊严和违反人性的有 1993 年日本发生的“魔鬼”姓名事件;又如,某男要变更姓名为“变色龙”(Variable),美国新墨西哥州上诉法院虽然已审核通过,但其后来想要变更为“他妈的审查制度”(Fuck Censorship),这个申请却被拒绝,因为法院认为此名“淫秽、无理,而且有悖善良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