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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更换权法律保护现状与问题

发布时间:2019-02-22

第二章 姓名变更权法律 保护现状与问题

  第一节 姓名变更权法律保护现状

  一、姓名变更权立法现状

  (一)立法规定的碎片化

  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单行法律或者条例对姓名权进行规范,与姓名登记及其变更有关的规定主要见于多部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如《婚姻法》《收养法》《民法通则》《民法总则》《户口登记条例》。再者,公安部和各地公安机关为了对这些法律规定的缺陷进行弥补,也制订、通过相关的内部文件,用来处理自然人姓名变更请求的具体事项。

  公安部经过研究,于 2007 年起草了我国第一部姓名登记单行法规《姓名登记条例(初稿)》,并已下发各级公安机关进行研究修改,不过至今还没有正式颁布实施。由此可见,针对姓名变更权的规定,现行法律还不够完善,而且关于保护姓名变更权的规定并不详尽,或者说由于规定得过于原则而难以直接适用。

  (二)立法规定层级不一

  1.法律层面的规定

  如《民法通则》第 99 条第 1 款规定公民拥有姓名权,可以决定和使用自己的姓名,其他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盗用、假冒。《民法总则》第 110 条第 1 款又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婚姻法》第 22 条也规定子女可以选择随父姓,或者随母姓。上述的法律条文,因为规定笼统而不具体,尤其《民法总则》第 110条仅规定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名称,但对于具体保护,既无权利定义又无权利内容。因此民事主体援引维权时,存在理解和适用上的问题。

  此外,虽然规定了实体性原则,但并无具体诉讼程序,实体权利如何保障成为问题。如,若根据司法解释适用“应责令恢复原姓氏”的规定,除无具体程序安排之外,其本身或许就使得《婚姻法》“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陷入难以操作的尴尬境地。

  又如 1958 年实施的《户口登记条例》第 18 条作了如下规定,18 周岁以下的人进行更名时,由本人、父母、或者监护人向登记机关申请;18 周岁以上的人变更姓名,由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该条例对自然人更名的条件、应提交的材料及具体办理程序等都没有作出规定。

  再如 2014 年《姓名权立法解释》,规定以自然人在父母间选取姓氏为原则,并于三种情形下可以选取第三姓,而对于少数民族自然人则可依传统和风俗。该解释仍然未解决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离异后一方申请变更子女姓名而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申请方如何救济的问题。

  2.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

  如 1981 年 8 月 14 日最高院《关于变更子女姓氏问题的复函》和《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意见》第 19 条均有关于子女在变更姓氏后,父母不得以此为由拒付抚养费的规定。《复函》和《若干意见》并无对子女姓氏发生纠纷后法院如何解决给予规定,《复函》着重强调抚养费的给付义务,而父或母一方擅改子女姓氏后另一方并无解决纠纷途径,因此以上规定并无实质解决争议。

  其他包括公安部所制定的相关规范性文件,有如 1958 年 4 月公安部三局下发的《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其中第 9 条第 1 款第 2 项也有如下规定,即“要控制 18 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对姓名的变更,理由不充分时,不应该轻易批准其更改……”姓名的身份识别的功能要求姓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严肃性。

  自然人变更姓名的权利必须受到规定约束。但该文件对何谓控制“适当”,何谓理由“充分”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又如公安部《办理户口、居民身份证工作规范》(公通字〔1998〕56 号文)只规定了相关工作程序,而未对变更姓名的条件作规定。

  公安部所作的相关批复,有如 2001 年 6 月,针对广东省公安厅户政管理处作出了《关于对中国公民姓名用字有关问题的答复》。公安部在对其进行批复时也指出:(1)对于公民是否可在姓名中运用繁体、异体、冷僻字的问题。除按照《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 17 条的规定,异体字可以应用于姓氏中外,应严格按照《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在填写居民户口簿和常住人口登记表时,也应使用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字”的规定处理。(2)关于公民姓名用字数目是否应进行限制等问题。按照《民法通则》,因为我国拥有多个民族,姓氏极多,而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户口登记机关也不应该随意限制公民姓名的字数。(3)对于华侨和港澳台公民要在内地登记户口,也要按照相关的规定,采用全汉语或者汉译来登记,而不能使用英文或者中英混杂,如本人坚持要用外文名的,可予以填写,但对于中英混杂的名字,要坚决禁止。

  2002 年 5 月 21 日,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也作了如下规定:离婚双方意见不一致,一方单方面要求子女改名时,公安机关可以不予受理;若一方在更名时向公安机关隐瞒已离婚信息,造成另一方不满而要求恢复原姓名时,应批准其要求。

  3.各地公安机关的规定

  如 2000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的《上海市户口管理暂行规定》第 14 条第 1 款第 1项有如下规定:“公民不满 18 周岁,或者已满,但情况较为特殊的,可以根据相关的证明,进行改名……”。上海市公安局在《关于执行<上海市户口管理暂行规定>的实施意见》中对上述的特殊情况作了诠释:“18 周岁以上的居民因户口登记出现错误,以及重名人数过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或者名字谐音对人格有所损害的,针对这一类情况要求更改姓名的,凭本人书面申请、有关更改依据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请更名。”

  又如,2003 年 12 月底印发的《深圳市公安局姓名变更登记程序规定(试行)》,列举了 9 种可以进行更名的情况,比如女性去除夫姓、出家人还俗、姓名中有生僻字的、谐音违反公序良俗、收养关系的成立和解除等。该规定也列举了一些不适合改名的情形,比如有过犯罪,或者信用记录不良的以及组织、参与邪教组织的等。

  而 2009 年 12 月修订的《安徽省户政管理工作规范》则细化了相关规定,根据该规范,应该严格限制姓名变更权。由是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想要去掉乳名,改成正式名字,应该由父母或监护人向区域内登记机关进行书面申请,由其核实后,上交县(市、分)局进行审批,然后对姓名进行变更;对于年满 18 岁的成年人想要更名,则要由本人向公安机关申请;如果担任职务的,就要由他所在的人力资源部门出具的允许改名的证明文件,经过民警审查,理由合理后,再递交给县(市、分)局进行审批,通过后才可进行变更。本《工作规范》也规定了父母离婚后子女的更名原则:“离婚双方意见不一致,一方单方面要求子女改名时,公安机关可以不予受理;若一方在更名时向公安机关隐瞒已离婚实情,造成另一方不满,要求恢复原姓名时,公安机关应批准其要求。”除此,还明确规定了不能行使姓名变更权的情形:因经济纠纷或问题正在接受调查(尚未结案)、正在服刑的人员,或者已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劳教人员等,则不能更改自己的姓名。

  2008 年 7 月 1 日施行的《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其第 53条规定:当自然人出现以下情形的,可以由本人和监护人向公安机关申请改名:

  (一)姓名以及谐音有违公序良俗;(二)姓名和谐音易会引发他人误解,也难以识别其真实性别,有可能伤害个人情感;(三)名字中包括生僻字的;(四)其他公安机关认定有必要更改姓名的。

  关于变更姓名登记次数的规定。如,《延安市公安机关办理户籍业务实施细则》第 34 条规定,“姓名变更、更正。为规范人口信息管理,原则不能超过一次变更,特殊情况除外。须提供书面申请,村(居)委会及相关单位证明,经所长签注意见后,由公安派出所直接办理。”

  二、处理依据各不相同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主管的户籍管理机关是限制我国姓名变更权的主体,也因此经常被作为诉讼对象而对簿公堂。除了下文中“奥古辜耶案”,在其它的案例中,户籍管理机关对姓名变更权的限制性倾向也为司法机关基本认可。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各地的规定在姓名的变更上采用的也是不完全列举的方式,一般会在列举之后添加一个“等”字,则造成户籍管理机关认定申请不符合“特殊情形”,对姓名变更申请拒绝与否都是“正确”的。如此,是否同意变更姓名,现在主要成了户口管理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的事项。一方面,一部分当事人不愿意以和行政部门 “ 针锋相对 ” 的 “ 民告官 ”

  的形式解决争议;另一方面,虽然人民法院具有对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审查监督的职能,但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即具有一定的确定力和拘束力,加之实践中各方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一样,往往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地方也未能制订出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性文件,使得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无据可依,因此对此类诉讼常以驳回诉请为结果,却又理由各不相同。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建立起统一、系统的关于姓名变更的法律规范。

  应当明确:对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对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姓名变更权作为典型的私权利,一旦纳入户籍管理范围之内,就受到公权力的限制。

  首先,对于与改名相关的事项,立法机关应保留立法权,行政立法仅不抵触法律是不够的,还应获得法律的明确授权。有的事项只能由法律来规定,行政机关如果没有被授权,就不能做任何的决定,制订相关的行政法规。

  再者,在执法上,行政机关若是没有立法文件作为依据,则不能对自然人、法人和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立法法》也只是在其第 8 条第 4、5、6 项中对涉及自然人的基本权利的事项作了法律保留的规定,主要涉及自然人的人身自由、政治权利、财产权。此外,新修订的《立法法》第 80 条第 2 款有如下规定:

  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符合相关的法律,以及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若是无依据,部门规章不得损害公民的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对于本部门的权利和义务也不能随意变更。因此,在当前语境下,不得不质疑,若是法律没有作出强制性规定,行政机关所制订出的行政法规及其内部文件能否对作为自然人基本权力的姓名变更权进行限制。

  三、对相关规定的评价

  地方性规定对于姓名变更申请多采取“从严控制”。在当前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于不少要求更名的申请一般都会以“缺乏法律依据”、“没有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这也使得宪法和民法所赋予自然人的姓名变更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上述针对姓名变更作出严格限制性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有些是户籍机关的内部规定,并非真正的立法。从狭义上来说,法律是种规范性文件,由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所制订;从广义上来说,法律是《立法法》所列举的各种规范性文件,从上往下分别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而从《立法法》的规定来看,地方法规主要是由省级政府所制订出的规章,法律效力较低,但与姓名变更有关的规定多由地安部门所制订,也不具备《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含义,法院在解决纠纷时运用这些采取例举式限制的规定作为判决依据,难以做到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二是现行地方部门规范文件对姓名变更作了不同的限制,而有些限制并不合理。《民法通则》及施行不久的《民法总则》既已赋予自然人变更姓名的权利,从合目的性考察,也应是在一般情形下自然人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在特殊情形下才对权利进行限制,而不是相反。但有关姓名变更的地方性部门规定却违背民事基本法肯定姓名变更权的初衷,否定了《民法通则》及《民法总则》规定自然人在一般情形下享有的姓名变更权。

  第二节 姓名变更权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姓名变更权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对姓名变更权的不合理限制

  人格权具有专属性,其是专属于权利人的,不可转让、抛弃或者继承。若承认姓名权及作为其主要内容的姓名变更权为人格权,则应承认权利人成年以后有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申请变更其姓名的权利。实然上姓名变更权本身是姓名权中决定权的延伸,是重要的人格权,理应得到法律保护。唯因权利本身亦有界限,关涉社会管理秩序并因此纳入姓名登记,才需要户籍机关基于管理的需要而对变更姓名的理由、所变更的姓名的适当性、禁止变更姓名事由进行审核,然后决定是否准予变更。

  户籍机关对自然人行使姓名变更权进行限制,是行使公权力、加强户籍管理目的所在。而在一些变更姓名的情形中,名字本身难以被认定是否符合公序良俗,但是户籍管理机关或以“标新立异”,或以类似“应适当加以限制”等理由加以限制。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自然人对姓名的变更权利是基本民事法律所赋予的,但类似户籍管理机关的“从严掌握”、“严格限制”之规定仅为内部规定,又无操作的具体标准,且与《民法通则》等有关规定有抵触之嫌,其法律约束力受到质疑;此外,因为考虑到管理效率、成本、以及稳定秩序的需要,户籍管理机关对于自然人的改名请求,尤其是成年自然人,一般会持谨慎和限制态度,除非存在着“特殊情况”或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否则一般不会准许其更名请求。

  上海地区规定只有具备 3 种条件的成年人才能改名,在深圳这一条件达到 9 种,福建有 5 种。但不管怎样,更名都并非轻而易举的,需要有十分特殊的情况才可以。而法律对于能够进行姓名变更的特殊情况和充分的理由却并没有详细的诠释,它的界定却是由公安机关内部文件来完成的,属于一种越位情形,所以,现阶段大部分的更名申请不符合公安机关所认定的“情况特殊”,也不具备“理由充分”,所以往往会被驳回,不予通过。

  户籍管理机关在规定的制订上,不能仅仅从公共行政角度出发,还要考虑法律体系的统一性问题,尤其是要考虑姓名变更权的民法表达。因此,屡屡出现类似“姓名权第一案”“宪法适用第一案”等典型案例后,仅靠司法实践和行政执法活动本身无法解决,这需要从立法本身上解决。

  (二)对姓名变更权的滥用

  若是法律没有统一的规定,在部门也没有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或者不具备很强的操作性的基础上,目前实践活动中,姓名变更权滥用的倾向明显,而且形式多样。姓名变更权的滥用固然是自然人自由权利意识进步的体现,但也还是姓名变更权规定自身存在缺陷、姓名变更权得不到很好保护的一个侧面反映。任由姓名变更权的滥用会导致姓名变更权本身性质、功能、地位得不到彰显。

  1.因个人喜好而变更

  起名往往能反映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在特殊年代,很多人起名“建国”“援朝”“爱华”。这些名字在今天看来,或许显得“老套”,但在当时的人们思想观念中,这些无疑都是好名字,或有纪念意义,或包含积极向上的东西,反映了那时人们的一种精神风貌。如今,一些年轻的父母热衷于给孩子起标新立异的名字,同样体现着当今时代强调个性、渴望自由、吸引眼球等诸多元素。如有人给女儿起名“王者荣耀”,这个名字或许也会“过时”,会湮没在未来时代的“新名大潮”中,但是起名的争论远不是争论本身。

  “奥古辜耶案”中,从中规中矩的“王文隆”改为稀奇古怪的“奥古辜耶”,很难看出是对称姓的变更还是对称名的变更,也是对传统姓名观的冲击。虽然姓名变更权受法律保护,但这毕竟超出一般人的接受程度。法律赋予了自然人姓名权,但对于自然人如何变更姓名,在何种情况下不允许变更姓名,或是不能使用哪类名字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王文隆之所以更名成功,一定程度上正是在于利用了法律规范的不统一、不明确之便。

  2.因故意混同而变更

  特别是与名人姓名相混同,以谋求商业利益。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即便是一般人的姓名权也会越来越体现一定的财产利益,这种现象日益增多。

  “王跃文侵权案”中,王立山改名为王跃文(全国范围内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国家一级作家)确系侵权行为。自然人有权决定和更改自己的姓名,通过户籍管理部门批准登记后,使用“王跃文”为自己的法定姓名,完全符合法定程序。而且我国法律原则上并不禁止使用相同的姓名(平行使用),使用相同姓名时的冲突并不是为相互侵权,但是故意造成冲突则应视为对姓名权的侵害。

  3.为谋利、逃避不利而变更

  轰动全国的“罗彩霞案”就是为谋取不当利益类案件的典型。一些违法分子,或是为从事违法活动,或为逃避债务、制裁、不良信用记录而变更姓名,如 2000年 6 月,合肥张某为逃避法律制裁而蓄意编造理由变更姓名,致使难以对张某追责。

  二、姓名变更权法律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姓名变更权的民法表达缺陷

  1.人格权属性的民事规范依据不足。《宪法》第 38 条规定,“中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通过任何方式对其实施诽谤、侮辱、陷害和诬告”,这是宪法中与人格权有关的规定。《民法通则》第 99 条第 1 款规定,公民有决定、使用和更改自己姓名的权利,他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盗用、假冒。将此规定于第5 章(民事权利)第 4 节(人身权),这是关于姓名权以及姓名变更权作为人身权的规定。并于《民法通则》第 6 章(民事责任)第 3 节(侵权的民事责任)的第122 条第 1 款规定,公民在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对方停止不法行为,为自己恢复名誉,消除负面影响,并赔礼道歉,也可以要求对自己的损失予以赔偿。《民法总则》第 110 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总则第 5 章在民事权利中规定了姓名权。同样,《侵权责任法》第 2 条也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着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的,应当依据本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 2 条将民法保护的民事权利及利益作一民法上的表达。以上为关于姓名权的民事侵权法律责任规定。虽则学界主流观点亦认定姓名权及姓名变更权是人格权,但亦有不少学者认为姓名权及肖像权等权利均不具有专属性,所以不为人格权。《婚姻法》第 22 条有“子女能随父姓也能随母姓”的规定,而《收养法》第 24 条则规定了“养子女可随养父、母的姓,若是当事人协商后无异议,则能继续使用原姓”,也只是对姓氏选取的法律规定,且未规定收养关系存续期间被收养人的下一代是否可以恢复祖姓,以及收养关系解除之后被收养人是否可以恢复原姓的问题。一方面,学界主流关于姓名变更权的人格权主张,并不能代替权利属性民法法定的作用;另一方面,考察目前法律规定,姓名变更权为人格权的规范依据不足,无法固化姓名变更权的人格权利属性,甚至很多学者亦不承认姓名权及姓名变更权的身份属性。现阶段,姓名变更权的民法表达与其说是一个立法或者实务的价值判断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姓名变更权的人格权的民法表达的虚无,导致姓名变更权表达的内容及其范围尚未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承认或接受,成为导致姓名变更权作为民事权利得不到重视的重要原因。

  2.姓名变更权规定分散化、不系统。迄今为止,关于姓名变更权的规定既无形式上的集中又缺乏自成一体的价值体系,仍表现为姓名变更权规范的碎片化。

  一方面,姓名权除宪法规定之外,民法表述只有《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及《侵权责任法》有所规定,《婚姻法》《收养法》及《姓名权立法解释》中涉及姓名的也多是关于如何选取姓氏的规定。一般情形下,涉及姓名权民事领域侵权本来就不多,且多集中于姓名使用权,对于姓名决定权、姓名变更权乃至于姓名维持方面的权能等并无更多妨害的空间;另一方面,虽则《姓名权立法解释》规定公民行使姓名权属于民事活动,但平等民事主体侵犯此权利的不多。但是其又不仅仅是民事活动,因为妨碍姓名变更权行使的多集中于行政领域,多为户籍管理机关对姓名变更权限制与妨害,其规范也多集中于地方性的行政规定。而引起的诉讼也都集中于户籍管理机关对姓名变更权行使的妨害的事由之上,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具体规定、公序良俗和其他人利益,则对姓名初始登记并无太多限制。

  (二)姓名变更申请的异化缺陷

  《户口登记条例》第 18 条规定,姓名的变更需向登记机关进行申请,并由其来通过,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姓名登记(包括姓名变更登记)之所以引起诸多的行政诉讼案件,不仅在于自然人法律意识增强本身,还在于姓名登记本身的性质。公安机关依照法律明确规定(此情形下,登记机关对于是否给予登记的自由裁量权限甚小),对相对人就姓与名设定、变更等进行记载,以作为管理的参考依据,在性质上并不是赋权行政行为。姓名登记本身并不能赋予或者增加相对人某种权利或资格,故而不属于行政许可;姓名登记本身具有宣示功能并能在登记机关和相对人之间设定权利与义务,因此属于行政确认,而不是简单的事实行为。姓名变更申请实质上是行政确认之下的申请变更登记行为。

  但是从各地公安机关依据本地的户籍管理相关规定,拒绝相对人变更姓名申请的诸多案例来看,足以说明姓名登记已经异化为行政许可行为(基于事实认定并经价值判断作出行政行为,进而产生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此时,姓名登记行为已沦为可以自由裁量的行政许可行为,于是产生了现实的悖论:一是行政许可本质上属于行政机关的依规赋权行为,许可事项为一般禁止事项,而姓名变更权却是法律明确赋予的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二是进行姓名登记并不能真正赋予自然人从事特殊事项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