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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变更权理论基础及内容

发布时间:2019-02-22

第三节 姓名变更权理论基础及内容

  一、姓名变更权理论基础

  (一)姓名变更权权利属性与意义

  1.姓名变更权权利属性

  姓名权作为重要的人格身份权利为《宪法》《民法通则》《民法总则》所规定和保障,在自然人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姓名变更权作为姓名权的权利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但是姓名变更纳入户籍行政管理后,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公权力。

  一是民事权利属性。法律上的权利有公权与私权之分。公权即通常所说的公共权力,而私权即为个人权利或者私人权利,一般是民事权利。姓名用来表征个体而成为个性化的象征,因此取什么名字是自然人自由意志范围内的事项,所以姓名权带有明显的私权属性。《民法通则》将姓名权及其核心内容的姓名变更权纳入规范,即表明姓名变更权是重要的民事权利,《民法总则》对自然人享有姓名权进行了重申。但是,姓名权又与一般的私权有所不同。因为姓名的表征功能,是经过长期使用使得姓名成为人格象征以及人格的一部分的。由此可见,姓名权是人格权中最核心的。从上文的阐述可看出,姓名权同时具备人格权和身份权的双重性质。而姓名变更权作为姓名权的核心内容,自然具有人身权的权利属性。

  二是基本权利属性。人格权是自然人具有基础性地位的权利,其他种基本权利的价值和思想根源均来源于此。“中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通过任何方式对其实施诽谤、侮辱、陷害和诬告”,这是我国现行《宪法》人格权条款(第 38 条)所规定的。此规定也代表姓名权属于一项基本权力,也是自然人可以用来向政府主张的、具有最高性质的权利。自然法学家提出,这种权利难以剥夺,可视作存在于最高的自然理性之中的权利。自然人姓名一般都是由其父母确定,自然人成年后,也可以通过姓名变更手续,变更自己的姓名。姓名变更权是姓名决定权的自然延伸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不可剥夺的,其是专属于权利人的并不可转让、抛弃或者继承的。

  三是私法及公法上的性质。1.私法上性质。姓名变更权是重要的人格权,是姓名权中的决定权能的体现。姓名变更权是重要的民事权利,为民事基本法保护。

  如其他第三人能在“维持身份一致性”的范围之内使用别人姓名,则并不对姓名权产生不利益,不为侵权;如果使用他人姓名使人产生确指的联想并使人格或者其他方面产生不利益,则为侵权。2.公法上的性质。在古代社会,除因姓名避讳等原因涉及公权力的限制外,很少对姓名变更权进行规制。但是在现代社会,一方面自然人参与到各种纷繁芜杂的社会关系中,需要对其权利进行规制,变更姓名需要“依照规定”,如不将姓名变更纳入行政机关登记管理,难免对社会关系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对姓名变更权进行限制也是保护姓名变更权本身的需要。

  四是体现财产利益。人格权一般具有非财产性的属性。但在商品经济下,于特殊情形时,某些具体人格权如肖像权、名称权亦具有财产权的内容,体现一定的财产性利益,尤其是名人的肖像具有财产价值。同样,姓名这一人格标识也体现一定的财产价值和经济利益,变更姓名涉及到一定的经济财产利益,在“王跃文侵权案”中就有所体现。

  2.姓名变更权的意义

  一是姓名决定权上的意义。姓名变更权是姓名决定权自然延伸的权利,自然人对自己的姓名不满意或者有更喜欢的姓名而要求变更为自己属意的姓名,实际是自然人行使决定自己姓名的权利,是姓名决定权的一种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使姓名变更权实质上就是确认和保障姓名权中的决定权能。

  二是私法上的意义。《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和《婚姻法》均对姓名变更权进行了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讨论 2014 年姓名权立法解释案时认为,行使姓名权的行为属于民事活动。自然人参与社会关系,在与各色人为各种民事法律行为时,如进行交易、行使所有权、承担民事责任,都因为姓名与人的同一性,而使得以上民事法律行为更容易进行。姓名变更涉及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或维持或改变等,都是姓名变更权在私法上的体现。

  三是公法上的意义。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关系愈加复杂、价值观念愈加多样、矛盾愈加突出的社会现实下,姓名被纳入国家的户籍管理,便于国家对人的定位、管理及执行国家意志,如征兵、纳税等。自然人到户籍管理机关申请姓名变更登记,使选取的姓名获得社会公信力,此时行使的姓名权不是《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和《婚姻法》等私法意义上的姓名权,而是一种公法领域中的姓名变更权。因此,自然人行使姓名变更权,不全属于民事活动。

  (二)姓名变更权的防御性功能

  1.对他人的防御性功能

  《民法总则》第 110 条第 1 款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姓名权等自主权利。梁慧星教授认为总则第 110 条是关于“特别人格权”的规定,其将总则中的姓名权称之为“特别人格权”。《民法通则》第 99 条第 1 款之规定是民法上关于姓名的取得、变更权能发展到使用、救济的权能的明确规定,此条构成了法律对姓名变更权保护的防御权能基础;而禁止“他人”侵犯姓名变更权,其中此处的“他人”应不为行政机关,毫无疑问应理解为其他平等民事主体。此是姓名变更权对人的防御功能的体现。但是现实生活中,因自然人干预他人行使姓名变更权的侵权案例确不多见。

  2.对政府的防御性功能

  姓名变更权作为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宪法保护。一方面,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权利人因此得以请求政府不予侵犯,尤其姓名变更纳入登记后,户籍登记机关不得任意行使自由裁量均是权利主体对政府防御权能的体现。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其予以尊重与保护,政府有保障自然人权利的义务。正如法学家黑塞认为的那样:当基本权利体现为人权和公民权的时候,基本权利是可以作为一种抵抗政府权力的积极防御权。此时它使得个人可以据以通过法律手段,以对抗政府权力侵害个人的、具有宪法地位的权利,而任何体现自由的宪法秩序时时刻刻都离不开这样的防御权。

  二、姓名变更权的内容

  自然人的首次姓名决定权一般是由其监护人基于亲权代为行使,成年自然人姓名变更权由其自己行使。姓名变更申请的理由各不相同,有对初始登记的名字不满意的,有纯粹因为个人喜好或者厌恶的,有因为迷信或者追求心理暗示的,有因为婚姻家庭破裂或事业失败的,也有涉及丑闻、被判过刑等原因而变更姓名的,更有频繁改名的。但无论如何,姓名初始登记之后,随着权利人的个体成长和意识能力的增强,可以申请改掉与自身不相配的姓名,这原本便是行使自己正当姓名权的合理行为。我国执法实践中将变更称姓或者称名一律统称为“姓名变更”而未予区分,目前只有个别地方规定予以了区分。

  (一)称姓的变更及问题分析

  称姓的变更,即自然人变更自己姓氏的权利。姓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血缘、伦理和传统,因此自然人称姓相较于称名往往会更多地涉及公序良俗。于中国文化传统考量,选取父姓或者选取母姓符合伦理观念,应当予以传承。除非有特殊的情形出现,否则变更姓名被视为不符合一般社会伦理和社会观念,尤其随意改姓更是如此。姓具有血缘性和人格性,而姓氏选择范围之所以狭隘,正是因为其血缘性之故,因而实务中对姓的变更的限制较于名的变更的限制更为严格一些。

  1.随父姓或者母姓

  《婚姻法》第 22 条规定:“子女可以选择随父姓或母姓。”第 24 条也规定养子女在姓氏上可选择随养父母姓,若是相关当事人协商后意见统一也可保留原姓。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未成年子女父母离婚之后,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姓氏(或者姓和名),而尤以母一方要求变更父姓为多。

  如,男方陈某与女方傅某于 1979 年经法院判决离婚,而时年 7 岁的婚生子陈XX 被判由女方抚养,由男方每月负担抚养费 XX 元。后因女方变更了陈 XX 姓名,男方不满致讼。后男方拒付抚养费。未成年子女变更姓名,须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变更登记时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父或母不能因为姓名的变更而不再承担抚养费。而在司法实践中,父母若是单方面将子女的姓氏改为随继父或继母姓氏引发争讼的,应该责令其恢复原姓氏。鉴于姓名权是基本人格权,标表婚姻家庭和血缘关系,并体现一定的身份关系,其变更还涉及他人和社会利益,因此主张变更姓名,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未成年人不具备意思自治能力,变更姓名似应当征得父母同意。

  现实中经常遇到的现象是未成年子女父母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申请变更姓名一方应如何进行救济?是进行行政诉讼起诉公安机关,还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确认未成年子女姓氏?《姓名权立法解释》虽然对姓名权的变更进行了统一,并列明了三种情况下可以不随父母的姓氏,但是该解释仍然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2.变更为第三者姓

  现实中确有许多因恢复祖姓、由他人抚养等原因申请变更为父母之外的姓氏,因此《姓名权立法解释》允许自然人选择父母姓氏之外的“其他姓氏”,既充分体现对姓名权的尊重,又考虑姓名权的身份权性质,有其现实针对性。

  如“肖姓改萧姓案”。隆回县岩口镇井鹅村“萧”姓属于大姓。“萧”氏族谱和世代祖碑上刻写的都是姓“萧”。但自上世纪 70 年代国家推行汉字简化后,“萧”字就简化为“肖”。萧某自父辈开始使用“肖”姓。成年后,每年扫墓祭祖时看到墓碑上的“萧”字,萧某便萌生恢复祖姓的想法。2014 年 8 月萧某向岩口派出所提出恢复祖姓的申请。户籍民警通过查阅资料、档案并咨询相关部门,认为萧某恢复祖姓的要求合情合理,于是向所领导进行了汇报。最终,萧某一家变更姓氏的证明材料全部补齐,获县及邵阳市公安机关审批通过。该案例中,申请人提出回复祖姓时,《姓名权立法解释》尚未出台。但是岩口派出所在调查了解基础之上,审核申请人提交证明材料后,从不违反“公序良俗”的角度出发作出给予变更姓氏的决定。跟随祖姓在中国有文化传统,在大多数人看来,人们跟祖姓完全可以理解,也合乎情理。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情理与法理的矛盾。

  在私法领域,多数时候的情况是“法不外乎人情”,在既合法理又合情理的情形下,尊重自然人的基本权利似为应当。姓氏是历史形成的文化现象,大姓的存在亦是历史自然形成,允许第三姓的存在,不会使得姓氏向大姓集中,反而可以稀释大姓,唯易造成小姓的消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姓的逐渐消亡是大概率事件。

  此外,更常见的改姓情形是:夫妻离婚后,抚养子女的一方要求将子女改为自己的姓氏的;收养关系解除后,恢复收养前的姓氏或者姓名的;姓氏的字义或字音上有贬义或者易产生不好联想的。

  (二)称名的变更及问题分析

  称名的变更即变更自己名字。名字的变更在历史上有较多案例,如前文所述因避讳改名、避仇改名等。因对原有名字不满意而改名字的,相较于改姓多得多。

  1.闫宇奥能案

  案情介绍:本案中,闫才源原名闫蕾,后其父觉得“蕾”字太女气就换成同音的“磊”字。上初一时,闫才源觉得“磊”重名太多,父亲又将其改名为“才源”。1998 年 8 月,闫才源申请更名为“闫宇奥能”(理由是喜欢天文地理,“闫宇奥能”的内涵为揭开宇宙所有奥秘的能力)。户籍机关认为无更名必要,且属频繁变更姓名,依规定不应轻易给予更名,故不予准许。闫才源又数次向公安机关申请均未获批准,遂起诉至法院。其主要依据是《民法通则》第 99 条第 1 款和《户口登记条例》第 17、18 条规定,以及对公安“内部规定”可适性的质疑。被告辩称,原告原名闫蕾,于 1989 年改名为闫磊,1998 年再次改名闫才源。根据《户口登记条例》《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和《最新户籍管理实用手册》,没有更名必要且有不轻易给予更名之理由,又属于频繁变更姓名范围的,不应再次更名。山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随意改变姓名,可能造成秩序混乱;《民法通则》第 99 条则规定,公民要按照相关规定来更改姓名,公安部针对变名“应适当加以限制”的规定具备法律效力,各级公安机关应贯彻执行,法院同时认定原告属于频繁变更姓名,判决驳回闫才源的诉讼请求。

  案件分析:本案纠纷的实质是户籍管理机关公权力和自然人私权利发生冲突时应该优先保护何者的问题。在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冲突时,不能绝对地认为应优先保护私权利或是公权力,而应当区别具体情况决定。具体到本案,应从以下角度分析:首先,《民法通则》第 99 条第 1 款规定公民在行使姓名变更权时应“依照规定”,此即姓名变更权既应受到法律保护,亦应受到限制。《民法通则》虽未明确规定姓名变更权应当受到何种限制、受限程度,作如此规定至少说明立法者本意是已经考虑到姓名变更权是一种受限制的自由权利,户籍管理机关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从此点看,户籍机关适用的规定与《民法通则》并不相冲突。其次,如单纯考虑到双方主张的依据,闫才源申请改名的权利来源于《民法通则》,而户籍机关不同意改名的权力来源于《户口登记条例》、公安部《初步意见》《实用手册》的规定,而有的规定层级太低。毫无疑问,《民法通则》是民事基本法,效力更高。再次,从社会生活关系看,自然人随着年岁增长,涉及的社会关系愈加复杂、多样,尤其 18 周岁以上的自然人改名,更是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不便,从严掌握并无不妥。但是初次姓名登记和有正当理由情形下初次申请变更一般情况下会准许。自然人变更姓名的原因多样,有因为对原来姓名不满意的,有因为迷信的,有因为用字歧义或者易引起歧视的,因此公安机关基于户籍管理的效果考虑,对变更姓名进行一定限制是合理的。考察本案中改名理由,在法律明确规定且不违反公序良俗和社会道德的情形下,无疑具有合法依据;但原告 3 次改名,又无疑过多消耗行政资源,在社会经济情况愈加复杂、管理压力愈加增大的当下,未必符合合理要求,于是在相关法律不统一、缺乏具体规定或是规定粗疏时,改名要求难免会被拒绝。

  2.左天霞案

  案情介绍:2001 年 1 月 31 日,原告左天霞以“近几年来一直使用左乙池的名字”为变更理由向被告三亚市公安局申请变名为“左乙池”,被告审核后将申请表退回给原告。原告不服致讼。原判认为,《民法通则》第 99 条第 1 款规定了姓名权和姓名变更权,但须“依照规定”进行。但在上位法无明确规定之情形下,应适用地方规定,即已满 16 周岁的成年人提交更名申请,原则上不予通过,若是理由充分或者情况特殊的,应按照相关规定,由相关部门出具意见,再递交给市(县)公安局进行审批。原告申请理由仅有“几年来一直使用名字左乙池”,而未有相关资料和证明,并承认更名“左乙池”仅凭个人喜好,故原告申请改名的理由不当。左某上诉称,海南省公安厅琼公通〔1999〕141 号《通知》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 99 条之规定,上诉人的请求是合法的。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能证明“几年来使用名字左乙池”,其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职责的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但同时认为海南省公安厅也没有制定规章的主体资格,他们所制订的琼公通〔1999〕141 号《通知》的相关规定与《户口登记条例》相抵触;但原判决中被告不批准原告改名的行政行为是正确的,所以驳回原告的起诉并无不妥,二审法院应予支持。

  案件分析:本案的焦点有二,一是变更称名须有“正当理由”且“正当理由”的审查权在于户籍机关,但是证明责任应由变更申请人承担;二是公安机关的内部规定能否作为是否准许变更姓名的依据存在疑问,且不论琼公通〔1999〕141 号文是否与《户口登记条例》相抵触,以地方规定作为否定宪法和民事基本法规定的权利,难以让人信服。

  (三)姓和名的变更及问题分析

  姓和名的变更即同时变更称姓和称名。姓和名的变更本身并无特殊之处,在充分研究称姓变更和称名变更的基础之上,可以为姓和名的变更提供分析方法,因此此处并不妨碍分析以下案例。

  1.学雷锋案

  案情介绍:“学雷锋案”中,原告芦某某申请改名为“学雷锋”的理由是“害怕遭报复”。被告派出所审查后认为原告依据不充分且不符合相关规定。后原告不服致讼。法院生效裁判提出,姓名是识别个人身份的重要标记,自然人以相应的姓名参与社会生活应具备稳定性和严肃性。自然人具备改名的权利,但也应受到制约。

  公安部三局《关于执行户口登记条例的初步意见》第 9 条第 1 款第 2 项有如下规定,要控制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人随意改名。《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第 53 条也规定,公民只有在具备以下条件时,才可进行更名:(1)谐音有违社会公序良俗;(2)谐音使性别的识别带来难度、易引起他人误会,伤害自己感情的;(3)名字中有冷僻字的;(4)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进行更名的其它条件。而原告的依据均不符合以上规定,且理由也不充分。

  案件分析:在全国诸多的因为更名而引发的纠纷中,“学雷锋案”较具有典型性,它体现了在新的时期,自然人开始逐渐重视自己的权利,认识到自己拥有姓名权,想要行使自己的权利,更改姓名的人越来越多。不过姓名的更改不仅仅关乎自然人的私权利,对于他人和社会权益可能会造成损害和影响,所以国家权力有对其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因此,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于大多数申请更改姓名的自然人,都会以“缺乏法律依据”“没有法律规定”等为由委婉拒绝,使得宪法和民法所赋予自然人的姓名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自然人的姓名变更权是否应该受到限制,公权介入私权的程度怎么去控制,这是本案中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也是判断的主要依据。

  2.柴岗英子案

  案情介绍:“柴岗英子案”中,上海市民王某于 2004 年 9 月向浦东分局上钢新村派出所申请改名为“柴岗英子”,理由是“其夫为日本柴岗家的继子”。两月后,派出所书面答复不予更改,依据为《上海市户口管理暂行规定》。后王某不服致讼,其诉称根据《民法通则》第 99 条之规定,派出所行政不作为、干涉和侵犯了她的姓名权。

  被告抗辩提出,依照上海市公安局《关于执行<上海市户口管理暂行规定>实施意见》的规定,年满 18 岁的成年居民如果由于户口登记失误,或者因为重名而严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姓名的谐音使人格受损等特殊情况而申请更名的,可以批准。不过王某的申请和上述这些理由都不相符。

  原告方提出,《暂行规定》与其《实施意见》属于地方性法规,它们对于更名权的诸多限制不符合《民法通则》及《户口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因为《民法通则》对于自然人的改名权并未有限制条款。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 6 条规定,民事活动要严格依法,法律没有涉及的,要以相关政策为准;第 99 条也规定了,公民想要更名,就要严格“依照规定”。所以若是随意更名,会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被告行为合法,驳回原告王某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宪法》第 38 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民法通则》第 99 条规定姓名权属于人格权,受法律保护;根据《户口登记条例》有关规定,正式姓名为登记公示的姓名。在相关法律法规未对申请变更的条件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的情况下,《上海市户口管理暂行规定》及其《实施意见》的适用能够解决自然人在姓名使用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能够维护自然人使用姓名的稳定性,也是很有必要的。上诉人申请更名并没有正当理由,也有违以上规定。二审法院根据上述,最终在终审判决时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案件分析:法院审理与判决的背后,是莫衷一是的争论。且不论依照《暂时规定》及其《实施意见》是否与允许更名的(列举的 3 项允许改名的情况)规定相符,当事人改名为“柴岗英子”事件本身即已引起不小争论,即王某改名为“柴岗英子”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各种观点并不统一。按照当前一般社会观念,如起名或改名为“毛泽东”“邓小平”肯定是违反公序良俗的,但是对“公序良俗”

  的判定,受时代观念、历史观念、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姓名变更权的限制条款的审查标准及时进行更新,才能使得姓名变更权的自由权利属性从中充分反映出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个性的张扬、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内涵也会更加开阔,原来不被允许的名字或会被涵摄在公序良俗原则之内,到那时对于类似“学雷锋”这样的名字或许不会因为“应适当加以控制,没有充分理由,不应轻易给予更改”的规定而不予认可。因此,法院在审理姓名变更权案件时,更需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